“全球相遇：跨国流动视角下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6月23日至24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来自19个国家的近百位学者参与此次会议，研讨会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
“全球相遇：跨国流动视角下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学者合影。（图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封面图片来源：中央民族大学新闻网。）2018年6月23日上午，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相遇：跨国流动视角下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此次会议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国际学界关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人口跨国流动研究，提升对新时代全球化进程的理解。来自19个国家的近百位学者应邀参与此次会议。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在开幕式的致辞，其中提到：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了急速的发展，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例如近年中美贸易战不断加剧，引起了全球的忧虑。全球化进程是当下的必然趋势。在全球化进程遇到问题的时候，专家学者们应当承担责任，通过思想理论创新，探寻促进全球化发展的思想策略。从部落茅舍到王室宫殿美国罗切斯特大学人类学系的Thomas Paul Gibson教授做了研讨会的首场讲座《从部落茅舍到王室宫殿：南岛语系东南亚平等与阶序的辩证逻辑》。他通过丰富的田野调查材料展示了菲律宾民都洛岛高度平权的卜伊人和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南部高度阶序化的望加锡人的社会形态中南岛语系的象征要素。Gibson教授一方面认为他们的宇宙观结构建立于共同的象征要素，另一方面则指出这些结构可以用于合法化差异巨大的政治体系。生活在南洋群岛的人们存在着复杂的社会结构。每个岛屿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都有自己的等级秩序。有些社会的等级秩序比较严密，而有些社会等级秩序则比较平等。这些社会的等级划分与所处地形密切相关。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南部高度阶序化的望加锡人主要生活在低地平原。他们每年可以轮植耕种3季水稻，使用更少的劳动力获得更多的农作物。这些人口密集的地区会自然形成一个国家，有等级区别，也有法制建设和文化融合。民都洛岛的卜伊人在20世纪初期开始便不断遭到外界干扰，并且不断退往内地高地居住。他们没有意识到菲律宾共和国已经建立。他们强调独立和自主。他们的房屋会相隔一两公里，以防止相互依赖。他们相信他们的生活依赖于土地神灵的保佑以及巫师的驱邪仪式。他们认为祖先之灵不会保佑他们，反而会威胁他们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随意谈到去世祖先的名字，被他们认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关于学者提问如何理解“与世隔绝”一词，Thomas Paul Gibson教授表示民都洛岛的卜伊人并非完全与世隔绝。他们和外界一直有接触，但他们在尽可能减少对外接触，并不断往高地迁移。“跨区域社会体系”与“全球社会”麻国庆教授在《跨区域社会体系与全球社会》的演讲中提出“跨区域社会体系”的概念和“全球社会”的理念，为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有学者提问如何在跨区域社会文化中做到“继中有序”，麻国庆教授认为社会和个人一样，都有新陈代谢的过程。跨区域社会既有原先社会结构的延续性，又有不同社会文化之间构成的张力。非洲人在中国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全球非洲侨民研究平台主任Adams Bodomo教授的《非洲人在中国》通过数据展示了在中国的非洲移民的总体状况，并通过生动的个案阐述了在中国的非洲人如何受到近年来我国出台的外国人口管理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他们的积极应对。Adams Bodomo教授认为非洲移民在广州政府打击三非运动（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之后并没有消失，而是换一种姿态重新融入广州社会。非洲移民非常坚韧，具有极强的社会适应力。例如，政府不允许非洲移民在街道两边进行商贩交易，移民们会转移到各种小商品城去进行商品贸易。Adams Bodomo教授推测第二代非洲移民很可能会成为中国新“少数民族”。第二代非洲移民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中非混血儿。Adams Bodomo教授曾对这一群体进行调查访谈，访谈结果显示大多数中国家庭很难接受中非混血儿童。Adams Bodomo教授建议我们要给予中非混血儿童更多的认可，说不定这些中非混血儿能为中国在世界杯上创造辉煌成绩。关于学者提问中非论坛上，有什么可以讨论的问题时，Adams Bodomo教授回道：广东政府应当出台相应政策，减省移民程序，保障非洲人的合法权益，保证移民不被骚扰，不受歧视。移民的创业模式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太中心主任周敏教授发表题为《当代美国华裔和印度移民创业模式的多样化》的演讲，展示了在美的中印两国移民创业取向的共同点和差异，并回答和解决了以下三个问题：移民与移民企业家精神之间的联系；中印两国企业家的异同；以及跨国创业对东道国和本国发展的影响。周敏教授谦逊表示自己还没有得出总结性的结论，研究还在继续搜集数据的进程当中。周敏教授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第二代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目前在美国的印裔人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华裔，但是华裔人总体数量仍然大于印裔。周敏教授提出一个“超高精选”的概念，认为目前移民们的教育背景普遍较好，大部分移民都是研究生学历背景。这本身就是一个超高端删选之后的成果。在美印裔与华裔的受教育程度不仅高于印度人和中国人，也高于美国人。同时移民的人均GDP和社会接受度也都比较高。这和在新加坡的华裔与印裔形成鲜明对比。新加坡移民大多数是低技能工人。周敏教授认为移民不会侵占美国的资源，反而会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给美国人更多的就业岗位。华裔和印裔在硅谷非常常见，渐渐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主流推动力。美国的移民政策会刺激小企业的发展，移民创业也加速移民融入美国社会，提高了移民家庭的社会地位。关于西方学者提问华裔和印裔是否会抢夺美国本土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周敏教授回道：移民留学生在美国名校中所占比例很高，因为移民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普遍也很高。留学生并没有挤占美国本土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许多美国高等院校有专门向留学生开放的教育机会。海外的中国企业开幕式当天下午举行了“海外中国企业”系列讲座。耶鲁大学博士生宁润东发表了题为《施工聚合体：建筑项目如何塑造中非相遇》的讲座报告。宁润东博士认为中国与非洲存在长期的历史关联，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有爆炸式的增长。他举了刚果（布）的相关事例，认为建筑业将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在非洲的活动区分开来，而其他大型工业都需要建筑行业的相关配套和支撑。他以“聚合体”的概念进行相关的学术阐释，力图更好地把握中国与非洲现代经济关系的内容和特征。宁润东博士强调了建筑员工的复杂构成和流动性。目前中国工人和非洲工人的比例约为1：5到1：10之间。不论是中国工人，还是非洲工人都有高度的流动性。中国工人依据他们各类工种，频繁往来于中国与非洲。工作有需要，他们就会去非洲工作，而工作完成，他们又会回国。非洲工人则是每日结账，人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非洲工人可以在干完一天的活之后，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工作与否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宁润东博士还强调了这个建筑过程的重要性。中国投资非洲大型建筑项目经常被各方媒体报道，但是大众的着眼点在于建筑落成之后的影响，而很少关注建筑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建筑施工过程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例如高度复杂的员工构成与多分支的承保系统：最大的是总包商，他们能在国际市场上竞标，其次是子公司重重分包，再细化为土建、电水、通风、室内装饰等各部门，而最基本的施工单位则是工地。如果员工们隶属不同层级的施工单位，都在同一场地工作，所受的待遇不同，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矛盾。清华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陈琪教授在评议中表示：宁润东博士的报告揭示出资本在行业运作中具有的重要影响力，并创造出了一个重要概念，让我们可以清晰地认知与了解中国在非洲的建筑运作过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陆继霞教授和瑞典隆德大学东亚和东南亚研究所的Nicholas Loubere博士的报告《中国人在非洲采矿业的现状及治理路径》，以中国人在加纳采矿业中占据的角色与地位展开研究，认为21世纪以来，以广西上林人为主的中国人参与加纳采矿业的现象引起了国际社会和中非双方的高度关注。这些采矿者不仅对加纳本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其中国故乡的社区和家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陈琪教授评议Nicolas博士会议报告时说，Nicolas博士让我们看到了非洲当地政府与来自中国的非法采矿者之间的激烈冲突的场景。他提醒我们注意到理解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具体行业的特质问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涛涛教授的报告《复杂全球化时代后来者的投资战略——理解并顺应东道国的发展取向》，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作为后来者，在海外投资不得不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同时还要面对更大的“差异牢笼”（CAGE）的挑战，即来自文化、管理、地理和经济方面的挑战。同时，中国企业也面临在新型复杂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她在阐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全球地位和特点的基础上，以智利和拉美为例，探讨智利与拉美当前的国家发展取向，以及中资企业相应的投资战略，并对联想佳沃在智利的投资过程进行了案例分析和解读，认为在对外投资战略方面，需要理解和契合东道国的发展方向。陈涛涛教授认为中国和世界的相互了解程度还不够深入。智利于1939年建立的生产促进局（CORFO），长期探索国家发展战略，依据国家优势产业制定发展计划，值得中国借鉴。联想佳沃与当地合作伙伴（local partner）协商，投资智利水果行业，也是利用了双方的优势，即联想的跨区域运输优势和智利的高品质水果。这种契合东道主发展方向的投资是很好的投资战略。陈琪教授评议时提到：任何企业一开始都会试图理解东道国的发展现状，这和投资的具体行业有关。陈涛涛教授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的个案，给我们很多启发。内蒙古财经大学刘红霞博士的报告《嵌入型资源开发与绿色发展实践——以T企业在蒙古国锌金属开发为例》，以在蒙古国经营的中国大型企业为例，介绍了蒙古国投资环境的变化，以及T企业的技术优势与规范生产，认为嵌入型资源开发意味着不仅要注重不同主体、不同人群和不同区域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而且更应强调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有效协调。同时，她也指出，蒙古国资源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也影响了中资企业的投资热情。我们应注意发展嵌入式文化，有必要形成社会回馈等相关机制，需要加强对当地传统文化的习得与传承。关于学者提问如何定义“绿色发展”，刘红霞博士回答道：绿色发展就是要保护当地资源，不污染当地环境；与政府签订稳定性合同，不受临时性政策变动影响；融入到当地民众社会中去……跨国流动的理论与方法开幕式当天下午下半场的讲座主题为“跨国流动：理论与方法讨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高丙中教授的报告《相遇的全球性：理解田野现场的溢出现象的一个维度》，对田野作业的状态进行探讨，认为一般意义上的田野作业的经典相遇模式是“你在此，我来访”，随着全球互动的展开，田野作业的现场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已经转化成为双向关系。自我意识成长的过程又是一个超越自我意识的自我的成长的过程，在这当中，有一个“我们”意识的觉醒。田野相遇会逐步“溢出”，这种状态下的田野作业要将广角、全景与特写结合起来，大小要兼顾；田野作业点和若干关联点要合成；观察对象与反思自我要合成；言说他者与言说我们要合成。云南大学何明教授的报告《作为博弈符号的边界：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交界地带跨国流动的解释》，认为领土边界是国家之间博弈的结果及其符号表达，并以中越边界为例来加以说明，阻隔与联通则是国家之间博弈的选择，区隔与跨越则是国家之间及其与边民多重博弈的结果。何明教授提到，上世纪建国初期，中越边境管控很严，移民主要呈现的是中国向外流动趋势，甚至要组织民兵阻挡人们外流。但是到了80年代以后，移民主要呈现外国向中国流动趋势。这体现了中国国家实力不断提升，在国界博弈中占据主导权。近几年，中越之间划出数千公顷的跨国贸易区，开放给边民们自由贸易，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使边境地区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关凯教授评议时提到，边界本身就是为跨界而存在的。政治秩序永远都是半人半兽的。我们要追溯古代中国文明，来形成新的政治秩序，避免霸权、强权政治。我们古代文明与外国文明交往时候，在物质利益层面一直都是吃亏的。一直到今天的民族政策也是一样。这不能完全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我们中国是原生文明，我们的根与西方文明不同。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自身的反思。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陈琪教授的报告《国际空间的重构：流动的秩序与规范》，认为边界是国家间的观念空间的一种投射，二战以来，国家之间边界变化的频率在显著降低。中国与世界在变化语境下越来越相遇，但这种物理上的相遇必然带来观念上的相遇，并产生出一些需要回答的问题。第一，如何诠释国家间交往的规则及其冲突问题，中国模式是特殊叙事还是普遍模式？中国向世界宣传中国模式，推出中国的价值观。这些模式、价值观在其他的国家的是否具有可行性？第二，什么是新型的全球治理，共商、共建、共享是否会带来以价值观奠基的机制化全球治理新框架？第三，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如何融合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雄心？如果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不一致，怎么构建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四，互利共赢的平等思想和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担当如何相得益彰？中国应该如何以大国姿态承担国际责任？第五，大国协调努力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之间的张力如何权重？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在什么层次上的平等？第六，以贸易战和2025中国制造为竞争对手的矛盾所折射的相关争论。在西方媒体看来，中国模式的崛起是对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的巨大威胁。中国与世界的冲突，不仅是在物理上的冲突，更是规则上的冲突。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院沈海梅教授的报告《近年国际跨边界学术会议动态及其理论视点》，认为在民族国家政治地理边界产生之前，并不存在跨境民族一说，他们的迁徙也不受国家的管控。而随着国家政治边界的出现，才将国家及其邻国民众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区域隔离开来。在边疆区域，存在着边境实践与多重要素的跨边界流动。目前，跨边界流动逐渐常态化。此外，她还介绍了国际和亚洲的两个边界研究网络组织及其相关重要议题。沈梅梅教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议题——“靠边吃边”。不同于美国边境的“零容忍”和“筑墙”政策，中缅边界是一条有温度的界限。边民们可以同时享受中缅两国的福利政策。边民存在很大的流动性，边境贸易非常兴盛。两国边境人还会从内地吸收劳动力，帮助他们做生意。沈梅梅教授认为新的边界应该像云南边界一样，形成非常标准化的管理体系，表面松散，内部管控，柔中带刚。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何俊副教授的报告《全球化与全球价值链方法的人类学研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为我们讲述了物品如何在跨区域流动中实现全球价值的链条。关凯教授提到和田玉在生产地并不算什么神物，但在我们这里就是神物了。关凯教授认为在这样一个包装加工的过程中，物品如何实现跨区域流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西方国家的华人研讨会第二天上午的“西方国家的华人”主题讲座共有五位学者发言，分别是Paul Crowe的《加拿大排华政策：1923年中国移民法令的通过与重申》（Chinese Exclusion in Canada: The Passing and Repealing of the 1923 Chinese Immigration Act）、祈进玉的《海外华人移民群体的文化认同和社会适应》、Krzysztof Kardaszewicz的《移民纽带与融合动力——以波兰的中国移民为例》、张金岭的《法国人对中国的文化想象：基于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分析与思考》和Zalesskaya Olga的《苏联远东边疆中国高级列宁学校教师的教学活动：远东跨文化空间的形成》。Paul Crowe是西蒙弗雷泽大学David Lam中心主任。近几年加拿大对受迫害华人的道歉，是他研究加拿大排华政策的社会背景。加拿大的排华政策于1923年通过，一直通行40余年，直到1967年才被彻底废除。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张海洋教授认为加拿大排华象征着一种时代精神，反映了“贫贱不能移”的一面（因贫困而无法正常移民）。一个民族国家在对另一个民族国家进行文化构建的时候，会经历一段单纯想象的过程，并由此可能带来种族歧视等问题。现在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想象已经能逐渐做到兼顾多样的主体利益，兼顾本国与他国的利益。这对我国看待与其他国家的相遇，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张金岭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他认为最有价值的研究对象是沉淀到法国人文化潜意识中的对中国文化的想象。这种文化想象并不是指向法国人自我文化经验，而是指向中国文化。同时，张金岭研究员也热衷于关注临时性的文化现象，例如中国人的演唱会、画展等等。在此基础上，张金岭研究员提出了两条研究思路：一是法国人如何想象中国，法国社会如何建构他者；二是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如何存在于文化忽视当中。他列举了一些在法国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中医（治病、养生、哲学思想、文化中介、消费商品）、太极拳、汉语（学好汉语的法国人有更好的职业前途）、茶叶、中餐以及中国电影等。张金岭研究员总结道：中国文化逐渐商品化，中国文化深入影响法国社会，尤其是众多自发组织的民众团体，比如太极拳社、中医协会等。相比20世纪，法国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现在中法之间的频繁交流互动属于记忆再生产。张海洋教授评议道：法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是基于事实还是想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目前来说，所谓中国崛起，在法国人看来应该不是事实，而是想象，如果是基于事实，两国应该会有更多实质性的接触。历史视野下的国际移民“历史视野下的国际移民”主题讲座共有四位学者发言，分别是惠男的《18-19世纪清代新疆六城的跨国婚姻——以满文档案为中心》、朱褀的《美国排华早期华人女性入境调查初探——以旧金山口岸为例》、沈惠芬的《跨国迁移与跨国移民家庭：晚清广东嘉应叶家兄弟的跨国经验》和王延鑫的《拐卖与反拐卖：利益博弈下的秘鲁“华工”身份游移——以玛也西号(Mar I a Luz)事件为中心的考察》。朱褀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她的研究展现了华人女性如何在美国排华高压政策下入境，以及华人女性在美国的生活。华人女性在入境之前需要经过海关的严格审问。她们几乎不能以个人身份通过海关检查。她们中的大多数必须依附于丈夫或者父亲才能入境。且在入境之后，华人女性仍然要配合当地华人和美国人，使用一个特定身份继续生活。当时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华人女性在道德上有所欠缺。但有意思的是，海关会认为拥有小脚的女性是中国女人道德高尚的象征。这些都会对华人女性产生很大的影响。来自厦门大学的沈惠芬教授以柔和温婉的语调向我们展现了南洋华侨移民们的心路历程。叶氏三兄弟的许多侨批（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暨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现今珍藏于汕头侨批文物馆。这些侨批中饱含着华侨儿女们对祖国母亲的无限思念，以及华侨们在南洋的迁移足迹，十分珍贵。但可惜的是，侨批的内容非常零碎，保存状态也不尽如人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王建民教授评议时提到：当时侨民想象的南洋诸国的概念和现在南洋诸国的概念并不相同。当时侨民认为从印尼到马来西亚很容易，这种迁移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王建民教授认为南洋华侨社会关系的重建，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研究侨批，是一种重要的研究途径。通过侨批，我们可以尝试重建当时南洋的侨民生活，研究大陆亲族为什么支持华人出海，以及研究如何在异国重建华侨关系。这些议题都非常有趣。自我民族志“跨界与自我民族志”主题讲座共有四位学者发言，题目均为各位学者的“自我民族志思考”。参会学者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博士游天龙、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康思勤、浙江大学博士章雅荻、上海师范大学讲师袁丁。康思勤博士在进行田野调查时有所困惑。他发现印度政府并不像学者们所想的那样，对国内企业的发展放任自流。印度中央政府官员有着非常强的积极性，想去吸引外资投入本国企业。但是印度很多地方政府并不以为意，放任企业自由发展。而且，康思勤博士访谈了许多印度企业，他们并不希望政府介入，而是希望能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康思勤博士提到，从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中央政府有权力决定地方政府的人事升迁，但印度政府则没有这方面的权力。这也导致印度政府的中央集权没有中国强大，没有足够力量推动企业发展。研讨会在第二天下午接近闭幕，三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老师分别对三个会场的讲座进行了评点。袁剑副教授认为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海外华人企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呈现时代性特质。我们讲座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靠海区域，较少涉及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对“一带一路”关注还不够。袁剑副教授强调，以后要更加关注将地方性的知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将个案与主体世界相结合，形成新的概念和意义，阐释知识的可生产性。常姝副教授提到，在自我和他者的研究中如何界定自我和他者，是目前学者们需要注意的问题。跨区域社会文化不仅是继中有续，还是旧中有新。新的阶层，节日形态，经济形态，生活方式，新的人和族群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张青仁副教授对这两天的会议报告作了三点反思：一是学者们要关注他者的变化，主动融入到当地社会；二是学者们要开放眼界，在研究跨国流动问题时，要立足全球；三是学者们要关注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什么问题是在全球相遇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这些问题的特殊含义所在。关凯教授在闭幕式上致辞：全球化激发了世界民族主义。我们要研究全球化进程，研究国家“一带一路”政策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在国家层面上，我们的研究要能用来解释我们的国家政策。中国并没有进行国际性扩张，我们的文化倡导以和为贵。在新的国际局势下，如何寻求稳定的政治秩序，值得我们大家认真思考。“全球相遇”学术研讨会虽然结束了，但是这样的对话和交流永远不会结束，我们期望将来能与大家进行更多思想上的碰撞，产生知识的火花，让人类未来更加美好。（本文部分内容转引自微信公众号“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