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一部名为《怀特伯爵夫人》的好莱坞电影上映，讲述了因沙皇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十月革命)后，一位出身贵族的白俄女子和家人逃往中国上海的流亡生活。
历史学者弗莱瑟·纽曼在经过详细的史料调查后发现，影片里的故事和当年真实的情况惊人相似。一度，上海的难民营颇具规模，白俄难民(白俄是特指当年支持沙皇的俄罗斯人)的遭遇，也成为一种典型难民生涯。
那个时候，上海大大小小的歌舞厅似乎都被白俄艳女垄断了，她们特有的金发高鼻和缤纷的霓虹灯成为那个时代上海夜生活的全部代表。
1937年，墨西哥驻上海名誉领事毛瑞斯欧·弗兰斯科写了一本关于自己对上海这个城市的黑暗感觉的书，书里的内容多是暴露那些在光华之下，一个大城市的肮脏和丑陋，当然是出自他的视觉和接触面。尽管试图在书中匿名，但是最后这本书还是让他失去了名誉领事的职位。
书的开篇，作者描写自己前往一家名为“复兴”的俄罗斯餐厅，那是当年上海为数众多的俄罗斯餐厅中规模不小、最受沙皇派俄罗斯难民喜爱的一家，因此也被称为当年上海白俄“保皇派”的大本营。正因为如此，当年生活在上海的西方人，通常是领事等，也喜欢在这里聚集。
这家餐厅，绝对不会有社会主义苏联的公民进入，如果偶尔出现新面孔，那便是新来的白俄女孩，想要讨好新男朋友。一走进餐厅，弗兰斯科就撞上一个装束清凉、面容艳丽的白俄女郎，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必须交这个月的房租，请光顾我吧。”
很多弗兰斯科的读者通过他的著作了解当年上海的俄罗斯难民社群。当时生活在上海的白俄族裔非常穷困，据统计，在16岁到45岁之间的白俄女子，有22%从事卖淫工作。
到1937年，在上海生活的白俄难民超过2.5万人，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欧洲族裔。其他因布尔什维克革命逃亡的白俄难民则分布在中国的哈尔滨、当时的东北满洲里和巴黎。
后来很多生活在满洲里和巴黎的白俄难民也纷纷前往上海，因为上海是难民眼里最自由的避风港，前来上海只要一张落地证就可以，既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工作签证，这些优势也是上海在纳粹猖獗期间吸引大批欧洲犹太难民的原因。
1922年10月，苏联红军攻克海参崴，那是白俄军队的最后据点，白俄官方紧急征调所有可用的船只和设备做最后撤离。那是相当绝望的场景，白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还有一些平民，带着全部家当，挤在15艘船上。两个月后，在白俄指挥官的带领下，3000名难民来到上海。
那天的吴淞港乱成一团，前来的船只里，除了军舰，竟然还有渔船、破冰船和邮轮，甲板上的杂物应有尽有，从锅碗瓢盆到婴儿用品，一个美国记者竟然还看到一个白俄妇女用一支步枪扛着包裹里的婴儿。
然而，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难民来说，上海的大门并不像想像中敞开。1922年的时候，生活在上海的俄罗斯人大约有700名，除了领事官员及家属外，大多是皮毛商人和茶叶巨贾。这是一个富足稳定的小社区，当时的领袖是维克多·高斯，他是沙皇时期的大使，十月革命之后，尽管不获苏联政府承认，仍在上海履行自己的职责。
高斯非常怀疑关系紧密的俄罗斯小社区能否一下子接待数量庞大的难民潮，尤其这些难民几乎已是赤贫。在他的干涉下，当时上海的外事办只给200人发放了落地证，这意味着2800人不能落地，后来这些人通过绕道菲律宾辗转来到上海，但是有一船人在“曲线登陆”过程中被抢劫，连船都被拆了。
第二批难民舰队于1923年9月到达，船队在吴淞港外等待了40个月，等待与上海政府的谈判结果。这些船上多是白俄的远东军，他们在离开海参崴之前将那城市几乎完全拆毁了，难怪上海当局担心。后来，这些人大多数在上海义务民兵队里服务，也有少数人进入外国人控制的租界警察队。
1922年，上海政府登记的新登陆白俄难民数量是1268人，1923年将近2000人，1926年超过4000人，后来陆续前来的人都是乘坐单艘小船，这样不用什么麻烦就能登陆，也有一些难民通过陆路进入，更不需要任何证件。很多长途旅行具有传奇色彩，1930年的一篇新闻报道描述，一家白俄人从新疆进入中国，一路步行到上海。
登陆上海后的1到2年，因为生活实在窘迫，年轻的白俄女子开始走向声色场所，最终无可避免沦为妓女。
难民的涌入彻底改变了原来白俄社群的面目，他们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首先他们都没有了国籍。1921年，苏联政府取消了所有逃亡白俄的国籍，这些人拥有的唯一身份是当时国联的护照，这种护照仅被51个国家承认，其中并不包括中国。
另外，这些白俄难民们发现，他们无法享受外国人在上海的所有特权，当时的上海有各个国家的租界，外国人地位相当高，不被中国当时的法律管辖。但是白俄难民和当地人一样，必须屈服于法律、文化、道德上的一切约束。
其次，几乎所有难民在抵达上海的时候都已经身无长物，他们大多数是前军人以及前军人的妻子或者女朋友，没有其他工作技巧，因此首先就面临找工作的问题。
当时的上海，如果想获得白领工作，会讲英语是必需的，但是白俄难民多半不会说英语，仅会法语，勉强说来，英语水平还不如当地的上海青年。
于是，几乎很少有难民能找到体面的全职工作，大多数是教授法语、音乐和芭蕾的兼职工作，以前的军官多半从事保安、民兵、私人保镖的工作，女孩能在杂货店、发廊和制衣工厂找到工作已经是幸运的。更多的人迫于生活压力只能走向犯罪，1929年，根据统计，上海外国人的刑事犯罪中，白俄超过85%。
年轻的白俄女孩很多出生优越，但是没有任何语言优势，更缺乏劳动技能，只能出卖色相。在她们来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注定了将迷失在这个城市里。在声色场所的收入，很多时候足够支撑整个家庭的开销，很多女儿或者妻子别无选择。
白俄难民充分丰富了当时上海的娱乐生活，尤其是性交易市场。上海被称为“东方巴比伦”，鸦片战争以后，一直是西方水手眼中的东方娱乐之都。之前，上海的色情场所之首是苏西黄俱乐部，在这里，来自韩国、日本和越南、泰国的女孩和西方水手们放荡共舞是最常见的场面。不过后来，上海色情业的代名词转成廉价的白俄女子脱衣舞。
很多白俄女子美丽非凡，她们的舞技更是无可挑剔，很快成为上海夜生活的最亮点。在1934年出版的专门介绍上海旅游景点的小册子《上海简介》里，就有针对白俄女子夜总会的介绍。
这本小册子不是地下发行的“有色刊物”，而是在当时上海市政府的资助下，面对所有上海游客发行的。册子里，作者列举了最知名的8个夜总会，按照字母排序，详细介绍花魁和其他特色节目，煞有介事。
对于这些年轻苦困的白俄女子来说，只有一段好姻缘才能改变命运。所谓的好姻缘当然是和白俄社群以外的男子结合，这样才能带来财政上的稳定。根据当时英国租界的统计，在1925年到1938年之间，共有305名生活在上海的英国人和白俄女子结婚，当然更多女子只能作为西方人或者有钱中国人的秘密或者公开情人。
随着白俄妓女在上海受欢迎程度逐日增加，很多组织开始从满洲里有目的地输送白俄女子到上海，其实就是贩卖人口。
虽然当时被“在上海全部有现成的工作安排”诱惑，但是来到后，这些白俄女子最终都不情愿地被推进火坑。这就是当时颇轰动的“上海白奴贸易”，为此国联在1930年还派遣了委员会到上海调查。1935年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宣称，在上海的白俄女子中，25%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从事卖淫。
白俄社群始终没有在上海掌握政治上的主动，因为他们一直是靠出卖体力的一群，另外在白俄社群内还不团结，尤其是乌克兰群体和其他人不和。但是白俄难民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上海的文化气氛，至少完全改变了这个城市的种族关系。
之前，白人在上海的地位之高无人能及，但是白俄难民来到后，上海人发现，白种人也能在服务行业里工作。
白人可能成为你的私家保镖，可能是你的驾驶教练，可能是你的私人裁缝。另外，白俄难民也丰富了上海的都市文化，例如现在很多餐厅里的俄罗斯罗宋汤都是最地道的。
白俄带来了正宗的交响乐和芭蕾舞，在一段时期里，上海市60%的交响乐都是白俄人演出的，他们的芭蕾也是最出色的，那个时期上海人对于芭蕾的迷恋可以说完全是因为白俄舞团的出色表演。
他们还带来了欧洲的歌剧，当时在很多大规模的俄罗斯餐厅里，会有知名歌唱家表演歌剧，这在现在都是相当奢侈的。另外，很多白俄女子开设了私人的裁缝店，她们的设计也影响了很多上海上流女士的审美、着装风格。
尽管很穷困，但是很多白俄家庭仍旧保留着贵族式的生活传统，这些传统的价值远远超越了经济价值，影响了当时上海很多中产阶级市民的生活方式。
进入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白俄社群开始逐渐强壮起来。最初一家白俄报纸出现是在1936年，名为《上海的俄罗斯人》，是由私人投资开办的，随后，很多东正教堂在上海出现，其中有1到2座规模还非常宏大，这也影响了当时一些上海人的信仰。
等到白俄社区能够支撑两所白俄学校的时候，整个上海已经有6份俄罗斯报纸在发行，还有一个专门的无线电台。
临近1949年，很多白俄再次成为难民，他们又乘坐各种船只来到美国位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这一回在港口，他们等待了2年的时间，最终美国国会同意给予他们难民身份，发放美国护照。还有很多白俄在二战期间因为对祖国的无限思念和担心，于是在中国解放之际纷纷向前苏联申请护照。
更多的人，恐怕已经渗透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尽管仍坚持着坚定的信仰，尽管依旧无限思念祖国，但是他们已经将上海视为最后的扎根之所，成为上海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