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到清末 移民将建筑精华带进成都

展出的成都最早房地契，是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堪称“成都第一房契”。区域为东御街中段一块空地，交易金额为白银50两。值得重视的是：第一，市中心的东御街居然有“空地”；第二，买卖为双方自立契约、中间人作保、官府收契税银并监理存档。体现了当时成都从毁灭走向城市重建中，政府已对房产交易进行正规管理。 从另一份乾隆年间的老房契可以看出，成都民居多为前房临街，房后有菜园。说明所居市民虽然类似如今的“城市户口”，其实又是种菜、卖菜的农民，具有典型农耕城市特征。另外一些房契中，描述院落有水井几口，“林园”中花草树木品种及数量……折射出房屋建筑注重环保生态，有浓郁田园城市的风貌特点。 19世纪后的嘉庆、道光时期，城内临街铺面多起来了。 南暑袜街上现存最早的房契，记录道光十四年(1834年)，袁陈氏因丈夫死了缺钱用，把两间铺面以580两银子卖给王同兴。清代道光年间粮价每石（以300斤算）仅一两左右，580两可买大米17万斤。我从《新津县志》卷八查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任福建漳州知府的童宗颜，以600两银子买下新津县长乐乡水田25.5亩，每年收租谷31石。 说明成都大毁灭170多年后，又发展为商贸大都市，所以商铺价格步步走高。当时有许多人投资铺面，坐收租金，一张咸丰五年签订的契约显示，尤颐山以纹银1000两，买下盐市口坐西向东的4间瓦铺房，租给方乾盛、龙泰号两家经营。一份光绪九年(1883年)的房契上，总府路的两间铺面卖了1100两。当时技术性工匠（木匠、裁缝等）月收入不到2两，工作50年也挣不到这么多银子。 成都收藏的清代前、中期房契数量少，清末至民国的房契数量大增；房产交易涉及民房、会馆、教会、学校、寺庙、企业、军队等。 房产交易税费不低 民间买卖双方订立、有中证人签字但未经官府验证的，叫白契。买卖双方经过官府备案并纳税，加盖官印后称红契。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任四川按察使的张集馨记载：各级地方官都从地亩、房产交易中雁过拔毛、层层盘剥，“沾润税契银两，以肥身家”。所以茶坊酒肆中，老百姓“每讲论田土，差役必从中百计怂恿”；甚而买卖双方“讲论未定，差役即报官勒税”。老百姓“稍涉辩争，即押入卡房（拘留所），其风由来久矣！” 傅崇矩记录，1909年前房产交易都由衙门直接经手，“以此为大宗进款”。成都县买卖房产，过户时税银要收总房价的8.2％，华阳县收总房价的6.835％。1909年四川省总督赵尔巽成立省级税收机构“经征总局”，各州县派有委员，设立分局（类似税务分局）。各分局大致把税收总数的十分之一拨为办公经费，十分之九缴交省上藩库。 值得注意的是，从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起，新执行的房产交易税，额外征收了类似现今的“教育附加税”： 成都县“税契六分，库平收兑，又代收提学司高等小学堂并练费等款，通共一分九厘”（即教育附加税1.9％），共收房屋交易总额的7.9％。比如房产价值100两，纳税7.9两。比原来未设“经征总局”前收8.2％，税负少了一点。 华阳县“税契五分六厘八毫，库平收兑，又代收提学司中学堂、实业学堂等款，总共一分一厘二毫”（即教育附加税为1.12％），共收房屋交易总额的6.8％，比原来的6.835％也少了一丁点。 “经征局”比以前地方官统办，办过户手续的效率高了一些：“五日内换填官契”——五天之内“换本本”。 工本费宰人没商量 清代也有“过户”时贴的“印花税”。藩司衙门（即布政使衙门，掌管一省财赋、民政）专门印制有一种“契尾”，盖有省级布政使大印。纳税款外另缴银数钱，即给“契尾”一张，贴于契约之后，“表示此项产业之转移，亦经布政使证明也”。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契税改归经征局管理，即将“契尾”废除。另由布政使（藩署）制发一种“官契”（统一格式的正规过户产权证）。民间买卖产业，一律以“官契”为准。“每官契一张，须缴工本银二两，以一两归藩司，一两呈总督署作办公费。每年约发官契六七万张，督、藩两署由此亦各增收入六七万两。” 清末华阳县令周询评论：“此项工本，在契价较巨者，加缴银二两，尚不为难，若买价仅数十两或十余两者，则担负殊重耳！”意思是：如果买套百万元的房子，除税费外另外多交2万元工本费，还可以忍受。如买套仅十万元的小旧房子，除税费外也要多交2万元工本费，给当官的作办公费（实为官员自由支配的小金库），负担就太重了。 清末也有职业房屋中介“房经纪”。宣统元年(1909年)官方普查户口统计，当时“发有规则”（执照）的“房经纪”有70家，看来清末成都房产交易也火爆呢。(郑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