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学量化研究亟待“思想转向”／／王富百慧

《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 本文引用格式 王富百慧.体育学量化研究亟待“思想转向”[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 2024, 48(4): 6-7 体育学量化研究亟待“思想转向” 1 体育学量化研究能力有待提升 最近20年，我国的体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逐渐从思辨式的讨论转向量化式验证。伴随着量化技术的日渐成熟，一些学者逐渐表现出对方法技术的依附，将量化等同于研究，将计算公式等同于科学推理，将量化技术误认为是一切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在研究中，我们时常看到“用复杂方法验证常识问题”和“结论域大于问题域”等现象。这一方面源于理论框架和概念之间缺乏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对真实世界不够关切，对研究问题和因果机制的解释缺乏根基。对量化技术的应用有余，而对理论贡献和学术价值的把握不足，已成为部分体育学量化研究不断被质疑和否定的根源。 每年体育类期刊刊登大量量化研究的论文，希望通过数据和模型让研究看起来更“科学”，但相关内容并未得到政界、业界等应有的关注，尤其在面临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时，几乎很难在数字堆砌的文字中找到应对策略。是做量化研究不好、不对，还是我们做量化研究的能力有待提升？笔者认为应该是后者。做自然科学研究要求科学性、客观性和普适性，但体育行为本身带有主体性、主观性和独特性。这就决定了在体育学研究中除了生理生化、生物力学等自然科学研究外，只要与体育行为相关的内容就不能强调绝对的量化，因为体育行为的主体是人而非技术，只有人才能在海量数据中读懂体育，解读体育行为变化的规律、体育发展的底层逻辑以及体育运作的规律等。学者做量化研究如同教练员指导比赛，懂量化技术仅仅是知道在什么比赛中该用什么技战术，但技战术布局是否合理有效，必须在比赛中才能见分晓。这意味着只学会了量化技术并不代表真正懂得如何搞好体育研究，更不能仅凭几个模型结果就盲目地“指点江山”，因为除了科学性之外，体育学研究还要关注“现实性”，在假设-验证之间我们很难穷尽地验证“现实”，要想读懂体育的“现实性”还需要大量的实践。因此，笔者强调体育学量化研究的能力有待提升，并非倡导再多学几种量化技术，而是要避免形式化的量化路径依赖，在做量化研究的同时，要走出去看社会、提问题、想策略，将二者结合才能做出更接地气、更有价值、更有思想的研究。 2 对体育学研究中“量化至上”倾向的反思 体育学量化研究中数学模型的“虚假繁荣”反映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体育学研究不应被数学公式所约束，进而“为定量而定量”，而应发现体育问题、解释体育现象、证明体育规律。体育学量化研究中重验证、轻思考的“技术至上”取向导致“方法主义”困境，这一实用性倾向的背后使得机械套用量化方法、理论底蕴不足、学科格局陷入公式崇拜、方法有余而方法论不足等问题频现。经验研究发展迅速与理论研究发展缓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研究范式也逐渐割裂并分化为纯碎的思辨与绝对的实证2种看似“水火不相容”的形式。其结果不仅在理论创新上严重不足，实证研究的结果也是看似华丽前沿，实质上却严重脱离实际，无法触及真实的中国体育问题，甚至会对解决体育现实问题产生误导。 体育学研究需要借鉴以量化研究为主体的科学范式，但量化研究数量的多少不能作为衡量学科繁荣与否的标准。体育学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践行实践自觉，在实践中不断考查和回应那些由思想衍生的价值思考和不易厘清的科学问题与判断。这是因为体育学这门学科自诞生之初便与体育实践密不可分，它应西方现代体育转型而起，在中国同样根植于体育发展进程。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体育学的使命是回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体育实践问题，无论量化研究还是质性研究，都是学术发展道路上实践的工具。 因此，体育学研究不应停留于“公式崇拜”层面，要立足中国体育改革发展的实际，注重对实践经验的解读，不断提炼理论性命题，找出推动体育发展的出路。立足实践要求，在研究中要时刻“三省吾身”，对所用的理论和方法有“自知之明”，不能沉溺于用西方理论视角来解读中国体育问题，不能习惯于以某个单一的理论脉络去寻找解决中国体育问题的答案，不能困囿于追赶日新月异的新话语和新方法，而忽略了学者自身的主体性、反思性和实践性。 3 体育学量化研究的逻辑起点：思想与方法的平衡 做好量化研究的前提是思想和方法的结合，需要在思想和方法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学经历一个思想的黄金时代，一大批优秀学者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一些对体育科学规律探寻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有着重要意义。遗憾的是这些理论观点虽被提出，却未能在现阶段的研究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甚至逐渐销声匿迹。在那个研究方法应用相对匮乏的年代，学者们能以清晰的分析和深邃的思想阐释体育，在方法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却难以在数学模型中去延续那些重要的思想和观点。 事实上，体育学发展至今，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方法本身是体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全部，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不能独立于研究内容，更不能喧宾夺主地置于思想和观点之上。量化研究中的数字和模型，要承载特定的理论思考和学术观点，要蕴含特定文化意涵和价值需要。如果不从体育实践角度去选题、从理论建构角度去假设、从文化价值角度去解释，那体育学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被分析工具的进步、规范和严谨所束缚，难以探寻和追问隐藏在体育现象和科学规律背后的意义。体育学者的目标不仅应成为数据专家，更应成为有科学思维的思想家。 体育学的发展需要以高度客观的科学模式建构知识体系，但也要时刻保持追求学科知识本质及理论发展的初心。作为体育学者，我们要在研究中寻求思想和方法的平衡，既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问题，更要时刻保持理论反思的态度，深入理解研究论点，并不断检验和更新，只有秉持这一辩证思维，才能不断地丰富学科知识并持续提出新的理论主张。 本文刊于《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为方便阅读，此处删去原文注释，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上海体育大学学报长按扫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