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理论中汲取灵感，基于武汉BMX跳东湖的案例从填湖圈地、活动抢注两个时间节点讨论了“节奏失常”的经历如何促使以小轮车为代表的生活方式体育参与者“自我的节奏”与“他者的节奏”的对话，为个人与空间、亚文化集体和地域建立节奏联系，并让车手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体育活动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探索在应对节奏混乱过程中个人和集体身份的重建以及“每个人的东湖”这一时空中地方归属感的情感关系。
关键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体育;节奏分析;BMX
一、小轮车运动在中国
过去30年，生活方式体育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取得了快速发展，并借助专项赛事(XGames，Gravity Games，FISE)、传媒播出平台(ESPN，NBC)及关联产业(Vans，Quiksilver，红牛)的推广，成为广受全球青年人喜爱的运动项目。生活方式体育打通了陆、海、空三维的运动空间，又跨越了夏冬项目季节限制，使参与者在运动的同时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实现放松身心的目的，成为未来体育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以小轮车为代表的生活方式体育文化与传统“成就体育”形成鲜明对比[1]，其一是审美性与竞技性的对比，不同于以奖励驱动追求激烈身体对抗的观赏体育，强调与环境融为一体的“表演性表达”[2];其二是制度化与创新性的对比，不同于传统体育基于规则、名次以及管理体系的组织特征，强调运动过程中不受约束的个性表达方式;其三是个体性与团体性的对比，不同于传统体育的团体组织形式，生活方式体育多以个体作为运动的参与主体。生活方式体育的这些特征使其置身主流之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反主流的亚文化抵抗性质。国内外学者基于以上特征从不同研究角度又将生活方式体育命名为动作体育、非正式体育、冒险运动、极限运动、新兴体育运动等[3][4][5]。而Wheaton提出的生活方式体育概念[6]，不同于媒体炒作出的突出观赏性、猎奇心理的极限元素[7]，强调草根层面的参与，尊重体育文化参与者本身对运动的理解和表达，也与运动出现、形成和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特征及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紧密相连。
本文讨论的小轮车(BMX)运动是生活方式体育陆上项目的代表之一，也是仅次于滑板的全球普及度最高且最受青少年群体喜爱的新兴项目[8]。小轮车(BMX)是越野自行车(Bik Motocross)的简称，这一称呼源自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加州竞速文化，青少年尝试通过DIY(do-it-yourself)改装自行车来模仿越野摩托车手的空中翻腾技巧，其后商家以此为灵感设计了小型自行车。因此，小轮车运动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创新精神。20世纪90年代欧美风靡一时的ESPNX Games使得小轮车逐渐扩大全球影响力并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可，以草根文化身份逆袭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泥地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分别在2008年和2020年步入夏季奥运会舞台。
入选2020东京奥运会的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又称为道具BMX)是一项以“大招”“特技”为主要内容的高度艺术化的体育运动[9]，比赛要求在设有墙壁、飞台以及人字坡等障碍物的道具上完成60秒的空中技巧和骑行技术展示。尽管道具BMX以滑板公园作为原始练习场地，多年来车手创新性地将小轮车骑入他们喜爱的地形并基于不同场地发展为五种类型:街式、公园赛(道具)、土坡、U型池和平地花式，其中草根层面参与者中街式风格的车手最多。
街式，顾名思义是利用街头地形来玩转小轮车的一种方式，与滑板一样，街式BMX结合了小轮车代步的便利性，通过骑车与城市栖息地交流，这种城市空间的公开冒险与道具BMX对于优雅和技术的强调形成鲜明对比[10]。从运动发端之初的DIY运动理念，运动形态完善过程中不断突破场地局限进入城市(子)核心，小轮车手的创新性不断重塑这一生活方式体育的形态，也在新的运动形态中重新定义自己的文化身份，重构了对于城市空间的想象力[11]。
小轮车运动在1990年代末期和200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并借力亚洲极限运动会(2007—2015)移师上海之机以及FISE成都站的比赛扩大了影响力。目前小轮车运动在我国一线至三线城市青少年群体中都颇具规模，形成了一批小轮车运动爱好者、运动团体，例如，从陕西西安的“北方”车队、上海的“猫队”以及湖北武汉的SJTeam等为代表的地方草根社群，以“7·20”世界小轮车日和武汉小轮车跳东湖为代表的极具地方特色的地方性体育亚文化仪式。
生活方式体育在中国的勃兴也带来了对这一新兴体育运动的相关讨论，其一是文化同质性的担心，早期研究认为依托ESPN、NBC媒介炒作出的这一“新兴”运动，从开始就极富商业色彩，同时依托跨国生活方式体育产业全球化所带来的是同质化抑或是“美国化”的生活方式体育亚文化;其二是文化理念的冲突，作为一项新兴体育运动，生活方式体育背后所秉持的运动理念与中国大众所熟知的运动文化有很大区别，甚至可以认为是其的对立面。但随着生活方式体育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生活方式体育参与者对于这一文化不是被动消费而是更多地融入主体性的理解和诠释，形成独特的身份特征和地域特色。同时，学界也呼吁更多研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舶来运动的本土化过程，在这一视域下本文以武汉小轮车跳东湖作为案例研究，关注小轮车这一西方舶来运动在中国内陆地区的亚文化本土形态。
二、武汉小轮车跳东湖的时空演变
小轮车跳东湖活动源自2010年的BMX跳水游戏:一个燥热的夏夜，几个在东湖南路武汉大学凌波门露天游泳池附近骑BMX的车手尝试沿凌波门水泥栈道俯冲入水，发现无比的畅快解暑，之后车手们拖着连夜打造的跳台道具来到水边继续跳湖，“骑BMX借坡抛起，滞空，落水。如果技术好，可在空中做些动作”[12]，这一“纯玩”无心之举成为跳东湖活动的起点。
2010年7月18日，活动发起人之一刘真宇将“BMX跳湖游戏”作为一个行为艺术作品参与到反抗华侨城地产商填湖圈地的“每个人的东湖”艺术计划当中，这是第一次有组织的跳湖活动。此后，在NO Parking，Indiefellas’和SJ Crew等本地车店的组织下，跳东湖的活动得以延续，经过12年发展成为在国内小轮车圈颇负盛名的“BMX传统节日”[13]，媒体宣传报道和活动规模的扩大，也使得跳东湖从小轮车圈的内部活动发展成为武汉地标性的活动之一。
活动影响力扩大的同时争议也随机而起，2016年活动组织方之一的某酒馆在没有告知小轮车圈活动发起人的情况下对“跳东湖”进行了商标注册，这一行为导致每年一次的小轮车圈跳湖活动失去了“跳东湖”的命名权，其后小轮车亚文化群体与其切割，演化为2016年以后分别由小轮车圈和该酒馆举办的每年两次“跳东湖”活动[14]。
作为一个已有12年历史的小轮车活动，从往日凌波门到东湖大海阳光帆船俱乐部，从最开始的文艺反抗到如今的商业嘉年华，“BMX”标签为跳东湖赋予了其他主流商业节日所没有的明显“自由、酷/时髦和创新性”的优势，东湖的破坏与保护，商业的抵制与收容也成为书写跳东湖故事梗概的另一主角。在有关生活方式体育的先行研究当中关注的主角常常是亚文化参与者，但在武汉小轮车跳东湖的讨论中，东湖这一空间不可忽视，它为故事的主角提供了玩乐的场地空间，主角也为捍卫东湖不被破坏而发声。跳东湖活动背后的圈层文化和社会矛盾，从车手单纯的玩乐发展为亚文化真实性与商业性的争斗，既是探索西方舶来运动与中国本土文化碰撞的重要亚文化研究机遇，也是理解转型期社会中各种其他文化矛盾的一个独特观察场域。
由此，本文尝试性地使用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理论框架，围绕武汉小轮车跳东湖活动中的两个“节奏混乱”的时间节点:填湖圈地、活动抢注回应以下具体研究问题:武汉小轮车跳东湖如何体现车手与东湖这一空间的节奏互动?通过小轮车车手“自我的节奏”与“他者的节奏”对话中如何实现亚文化身份的差异和共塑?“每个人的东湖”这一想象的空间如何在应对节奏失常过程中被建构?
三、节奏分析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城市权利》、《空间的生产》和三卷本《日常生活批判》提出使用城市理论和空间思想来检验当代城市地理的生产和使用所涉及的权力和政治，在人文社会学研究领域广受关注。列斐伏尔晚期研究开始关注节奏的概念并在《节奏分析:空间、时间和日常生活》论文集中论述了节奏研究的观点[15]。他认为节奏是贯穿空间、时间和日常生活的永恒变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日常生活仍然被巨大的宇宙和重要的节奏所贯穿和穿越:白天和黑夜，月份和季节，更准确地说是生物节律。在日常生活中，这些节奏永久的相互作用形成与时间相关的重复过程[16]。
列斐伏尔未给出节奏的明确定义，他关于节奏论述的要点主要包括:(1)在地点、时间和能量消耗之间相互作用的任何地方都有节奏[17]，能量激发、重新连接、渲染时间和空间的冲突，它们的关系赋予这些概念以具体的普遍性[18]。(2)时间和空间在节奏中交汇，节奏总是与一个时间化的空间、某个地方联系在一起:“具体的时间有节奏，或者更确切地说所有的节奏都暗示着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一个局部的时间，或者一个时间化的空间”[19]。(3)节奏表现为有规律的时间，受理性法则支配，但却联系着人类最不理性的部分:经历的、肉欲的、身体的[20]。
本论文的节奏分析理论框架主要参照的是列斐伏尔对节奏的三种形式的界定:多节奏、节奏和谐和节奏混乱(polyrhythmia，eurhythmia，arrhythmia)[21]。如果以身体为例，多节奏是指所有的器官同时运作所呈现的多样性和多重性;节奏和谐是身体各部分器官节奏稳定的健康状态;而当身体节奏不一致时，就会产生痛苦进入病态的节奏混乱状态，节奏混乱既是症状也是原因和结果。这样的三种节奏状态可以从身体状态推广至日常生活的观察和分析当中，而个体节奏也与日常生活节奏相互作用，日常习惯、日程安排和惯例通过“本地空间中熟悉的身体惯例”在我们的身体中“沉淀”[22]。因为生理、自然和社会每个层次、每个维度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有其对应的时空节奏[23]。这样的集合总是在妥协和恢复中处于“亚稳定”的平衡状态[24]，但节奏失常的经历可以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大部分节奏，提高人们对以前毫无疑问的社会空间、身体和日常生活维度的认识和反思，并“试图恢复熟悉的空间、惯例和时间安排”[25]。
虽然节奏分析的侧重点在于跨越时间地理的多重节奏的观察，但是结合列斐伏尔早期作品对空间的社会生产的讨论以及“国家和资本的结构性节奏”对日常生活的影响[26]，使得节奏分析能够超越对“社会”和“自然”节奏的描述，形成对各种当代背景下社会生活节奏的一系列富有洞察力的批判性分析框架。在概念运用方面，Thorpe创新性地将“节奏混乱”的概念引入新西兰基督城地震后的生活方式体育参与者的相关研究，她的研究证明节奏分析对解读自然灾害“节奏混乱”的状况也同样适用[27]。节奏分析作为一种开放式的理论框架对后人以节奏为出发点探讨时间和空间关系，空间的生产以及研究个体、社会和自然节奏如何渗透到一系列社会空间和空间实践中具有启发性[28][29]，在体育社会学领域中学者也从体育和身体文化中社会空间、权力、身份和身体之间联系的价值对跑酷[30][31]、滑板[32]冲浪等生活方式体育进行了探讨[33]。本文的框架在借用“节奏混乱”概念基础之上，探讨了两个节奏混乱的事件分别对东湖和小轮车参与者日常运动节奏的破坏，以及生活方式体育如何有助于人们(重新)想象东湖的空间和地点。
虽然生活方式体育理论研究在欧美国家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但是目前对这一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形态的相关研究仍十分匮乏，为了避免过早地专注于特定的西方理论从一开始就将其西化，笔者也希望通过采用节奏分析这一半开放式的理论框架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小轮车运动发展的中国化语境，以及“从亚洲经验中衍生出的概念和理论[34]。因此，节奏分析更多是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作为“与我们的经验证据相关的可延伸的理论和概念”来帮助我们“确定它们在解释当代社会和/或身体活动的特定方面的优势和局限性”[35]。因此本文并不严格遵守列斐伏尔所建议的节奏分析，而是以此为灵感来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中的节奏形态，在空间、时间和地点的交汇处谈论节奏对亚文化参与者的身体和身份的影响，这也是本文力图追求的创新之处。为了弥补节奏分析在理论上的局限性，笔者也在理论对话当中引用了亚文化理论以及生活方式体育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以此挖掘理论论证的深度和广度。
针对上述研究问题，本文以田野调查为操作方法，以武汉小轮车跳东湖为重点分析对象。田野调查包括对跳东湖的非参与式观察和车手的半结构性访谈。本文具体的调查以参加跳东湖活动的小轮车车手为目标群体，采访对象包括参与过活动的本地车手和外地车手共15人，采用线上线下访谈形式。此外，笔者于2020年、2021年分别赴武汉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地点包括:武汉潜江湖北小轮车省队、武汉凌波门、武汉小轮车车店SJCrew以及2021年东湖造浪活动现场，同时选取他们关注的亚文化媒体平台包括小轮车自媒体Newroll、Touchbmx、27KM贰拾柒公里、ift纹身店等微信公众号。上述社群里有大量武汉小轮车跳东湖活动的报道和讨论，会聚了关注小轮车运动的众多车迷。本文的田野工作从2020年8月延续至2021年9月，调查的总体目标主要围绕车手BMX运动参与相关情况、跳东湖的经历以及在两个节奏混乱节点的前后感受。
四、BMX跳东湖的诞生:“我们的欢乐不需要欢乐谷”
1.BMX跳东湖中的多节奏和谐
对生活方式体育参与者来说，运动地点是一个独特的“多节奏合奏”[36]，参与者常常会对这些地点运行的多种社会和自然节奏产生一种既隐含又具体的理解，并基于这一“多节奏合奏”来组织日常生活和仪式[37]，而对多节奏合奏的分析能够验证个体与城市的关系[38]。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水无疑是定义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元素，长江汉水穿流而过，将武汉分割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同时拥有全国最大的城中湖泊群，其中东湖水域面积达33平方公里，湖泊既是养育江城儿女的母亲湖，也是维持城市生态平衡的天然调节器。相对于其他现代中国城市的钢筋水泥结构，武汉独特的地理位置给生活方式体育参与者提供了与城市互动的更多可能，而小轮车手也用自己的行车轨迹将武汉时空串联。诚如本地车手所言:
小强:“骑车的时候，不管在哪，基本上是能来的都来。可能今天我在武昌骑车到汉口，我就骑个一二十公里到那边跟大家一起玩，完了再踩回来。不管是汉阳、武昌、光谷、武汉全部到处跑。然后大家也就是兴奋起来很团结，氛围很好，很热闹。”
骑车是BMX车手与城市栖息地的节奏和谐，列斐伏尔认为多节奏合奏中能够分辨出两种节奏:“自我的节奏”和“他者的节奏”。“他者的节奏”也可以称为“再现的节奏”，即面向大众的更正式、更克制、更形式化的节奏，体现出与公共空间、整个社会以及宇宙的关系;而“自我的节奏”强调自我在场而非再现，是更直接的、自发的，一个更偏向于私人生活而组织的时间，并与铭刻更深的仪式相关联[39]。
对每一个街式小轮车手来说，“自我的节奏”的书写与城市时空紧密相连，长时间和不连续的运动时间轨迹组成了小轮车手对于城市的认知图谱，它不同于传统地图常常将城市定位在一个凝固的瞬间，而是包括用小轮车:“按顺序滑过不同物体表面(线性时间)，仅一次(孤立时间)，几次时间(重复时间)、不同场合(循环时间)或不同组合和速度(微分时间)”的时间序列[40]。寻找新地形尝试新动作，动作失败摔倒，解构动作细节重新尝试，通过这样穿行于城市时空的旅程，街式小轮车的运动时间未经安排或测量，但鲜活、丰富和多样化，而凌波门栈桥无疑是小轮车手利用他们对城市地理的深入了解而发现的创新性的游戏和表演空间。
凌波门栈桥是20世纪50年代由李四光设计规划的室外露天游泳池，栈桥宽至1米，辅路窄至60~70厘米，粗细不一的栈桥提供了入湖的天然桥梁。因为凌波门游泳池建成在东湖环路打通之前，道路建成之后按照地域管辖范围，凌波门游泳池所处的东湖环路是东湖风景区管委会与其他各城区的交界线，使得凌波门游泳池成为无人管理的自由之地，这里是滋养城市“亚文化”不被监管的空间，也成为小轮车手探索自我节奏的绝佳场域。
小张:“跳东湖和平时骑车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就是你飞到很高的高空，然后坠入水里那一刻你的大脑是完全空白的，不像道具或者街式，你会去想下一次要做什么招，或者说衔接的下一个动作。跳东湖只有一次机会，就在空中的那一两秒钟。之前你要把想做的动作全部想好，然后在那一两秒钟之内展现出来，这是最大的意义。每个人跳东湖都会害怕，我也需要勇气，每个人都需要勇气，这个运动不是很安全的一个运动，但是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心，就可以做成这个动作。”
抛台飞起，空中腾跃，入水，短暂的节奏连通起东湖的时空，而当车手跃入东湖那一刻感受到一种超脱引力的释然，所有与动作无关的负担都被抛诸脑后，用BMX在空间中留下自己最具创意的动作痕迹来庆祝对空间的愉悦和创造性的使用。从栈道跳湖的无心之举，再到连夜制作DIY抛台继续跳湖，每一个动作的成功既依赖所在的空间，又重新解构了空间的意义，用动作重新书写了个体想象的东湖空间，因此每一个车手的跳湖经历是个人的、私密的、独一无二的自我节奏呈现。
同时，跳东湖检验着与“真实”车手身份相关的最重要的品质:勇气和冒险精神[41]:跳湖过程中所体会到的自由与控制、恐惧与兴奋的两极反应以及不断挑战自我的精神，既是快乐的源泉，也使得日常冒险成为自我节奏的常态，而这一点也与武汉独特的城市时空特质不谋而合:“这些年轻人会有冲劲和进攻性，他们的表达更直接，是有着帮派气息的江湖文化”[42]。小轮车手的跳东湖实践不断探索着与世界互动的方式，这既不是亚文化的反叛，也无关商业消费主义抵制，而是一种“建构个人意义和寻找快乐的手段”[43]。
小强:“作为一个艺术作品，其实也是这个游戏的一个延伸，根源还是跳水游戏，能够开心享受到骑车的乐趣，享受到东湖的一个乐趣，我觉得这个才是它最核心的功能。哪怕我们以这种对抗，或者反抗性质的主题去做一个呈现。但其实还是为了自己游戏玩的开心，还是快乐最重要。”
这种在肾上腺素激增中体验到的“眩晕的刺激”成为判定真实车手身份的重要标准[44]，是否敢于参与或尝试往往成为区分不定期参加的人、“装腔作势者”以及具有一定亚文化资本的核心成员参与者类别的重要标准[45]。对年轻的车手来说，骑车意味着发现价值观、建立身份和友谊，而跳湖游戏无疑“为日益多样化、碎片化和不平等的社会中的人们创造了聚会场所”[46]。
小强:“我们没有机会去挖湖面道具，没有机会用到抛台。在国外专业场地里有那种专门练动作的海绵池或者是气垫。从上面抛起来的时候，做动作掉到里面不会有什么问题，很安全。我就想到我们可以做一个抛台，就用东湖做我们的海绵池也好，气垫也好，尝试之前没有试过的动作也好，或者体验飞跃的感觉也好。”
跑酷创始人赫伯特认为，追求身体的完美和与当地环境的交流是一种在物质和社会环境中发展自己归属感的方法，也是一种展现自己人性潜在本质的工具[47]。车手在腾空那一瞬间让自己沉浸在与自己直接接触的自然环境中，东湖为车手的亚文化实践提供了最安全的保护，车手跃入东湖的一刻获得了畏惧和忐忑瞬间释放的“现象学意识”[48]。这一行为触发了人们对“后现代城市空间的社会规训性质的批评，并鼓励围绕更多的精神敏感和意识形态诗意的运动身体文化实践的复兴运动”[49]。因此，跳东湖的体验跨越了如GeorgSimmel所说的城市生活“匿名性、工具性和原子化”的特质[50]，让车手在没有求助于家庭、学校和团体机构的前提下与东湖建立了一种包容和接受的归属感。每一次跳湖的尝试都是身体与自然栖息地的对话，是自我的节奏和自然节奏和谐共生的运动身体文化的精神复兴。
2.节奏混乱:反抗填湖圈地的“BMX跳湖游戏”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湖时空环境就不断变化:60年代的大量打捞水草导致植物群落结构被破坏;70年代连通东湖与沙湖的城市排渍，使大量被严重污染的沙湖水流入东湖;此后的修堤修路，围堤养鱼将东湖分割，降低了水质的自净能力;随后城市化发展加剧了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排放，让东湖水质不断恶化[51]。与此同时，填湖圈地运动也使得武汉的发展史成为一部“填湖史”，媒体披露过去30年，武汉城市建设总面积增加200多平方公里，但湖泊面积减少将近230平方公里，武汉中心城区的湖泊数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达127个减至目前的38个。
填湖圈地而导致的东湖环境的“节奏失常”促使武汉人反思东湖空间对他们日常社交和身体运动节奏的影响，刘真宇组织的“BMX跳湖游戏”用跳湖的方式展现生活方式体育参与者与东湖空间的依存关系，这既是BMX跳东湖“自我的节奏”与“他者的节奏”的合奏，也是活动从亚文化圈内部的仪式向面向公共空间活动的转化。
小强:“我当时有一个slogan就是‘我们的欢乐不需要欢乐谷’。这个话其实我觉得也很好去诠释这个。他建欢乐谷建华侨城是填湖做的。如果说以这种代价的话，我们就不稀罕那种东西。这是一个通过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延伸，就是我们通过骑车在东湖那边玩，你哪怕是游泳或者是怎么样，你在东湖那边去享受自然这一块带给你的这种免费的，这样的一种快乐。而不是说你去把湖填了，我还要去你那里买票，我给你买单，我为填湖去买单。”
以欢乐谷为代表的空间用权力和资本解构了原本的节奏和谐，用“官僚理性”和商业逻辑来重新建构东湖的空间，但这一欢乐的代价是将东湖从公共的节奏里划分出去，那“我们的欢乐不需要欢乐谷”。在“每个人的东湖”的空间正义思想的指引下，小轮车手的身体重塑着现代城市地理也被城市地理所塑造[52]。以小轮车为代表的生活方式体育挑战了以商业化建构城市空间的理念，用自己的运动轨迹划定自己的行动和价值观界限:“创造力而不是从众，合作而不是侵略或竞争，自由和自主反对被控制，反对官僚理性的非理性和‘真实性’而不是‘虚假’”[53]。
五、真假“跳东湖”的节奏混乱与论争
1.IP抢注前的真假“跳东湖”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研究显示了公共与私人空间之间的重叠，因此城市的，也就是公共的空间变成了“自我的节奏”和“他者的节奏”，在场的节奏和再现的节奏所有这些节奏与其关系展示和展开的巨大舞台，它们不能分开，它们相互纠缠在一起，渗透实践并被它渗透，仪式、规范和关系在这里显现出来:
“它们在这里表现自己”[54]。围绕跳东湖的商业化所带来的真假跳东湖的争议，无疑是东湖公共空间中“自我的节奏”和“他者的节奏”与其关系展示和展开的例证。“BMX跳湖游戏”第一次以有组织的跳湖活动走进公共空间之后，媒体的曝光也让这一小轮车圈的内部活动进入大众的视野，跳东湖规模不断扩大，参与者和围观人数的飙升使得活动从最初的举办地凌波门移至东湖海洋世界，活动地点转变也意味着最初的反抗填湖圈地的文艺抵抗精神逐渐被这一节日曾经反抗的商业化的“反节奏”声量所超越。从赞助商的角度来看，跳东湖的商业化能吸引年轻人群，让年轻人群在与他们互动的同时享受乐趣，并在他们的品牌和BMX“自由、酷/时髦和创造性”的标签之间建立关联[55]。对以活动发起人小强为代表的核心车手来说，将自己的“运动成就、身体形象和亚文化资本转化为职业机会”[56]，是新自由主义个体晚期市场化经济灵活积累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小轮车运动与“金钱、事业、人际关系、游戏和旅行并驾齐驱”[57]。跳东湖的商业化是亚文化“自我的节奏”与商业“反节奏”对话的尝试。
小强:“我在开车店的时候，每天就是大家聚在一起骑车，相互性交流，然后平时隔得很远的朋友都能够聚一聚。在东湖造浪里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点在，此外就是我们(小轮车手)跟大众的这样一个关系吧。其实东湖造浪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专业性特别强的BMX文化的一个展现，其实以这种比较轻松、门槛低一点的形式，让大家认识这个东西。”
BMX的商业化对亚文化群体来说是一次背负着“出卖”意味的冒险[58]，芝加哥学派和CCCS有关亚文化早期研究中都把对于商业的态度作为区分亚文化“圈内人”和主流“圈外人”的衡量标准[59][60]。Becker谈到了爵士音乐家的圈内人和圈外人的二分法，音乐家们在他们自己和“主流”之间创造了意识形态界限，认为他们拥有将他们与“主流圈”区分开来的艺术天赋，他们将自己的价值观和自我表现作为差异的证据。商业性的公开表演占用了他们的亚文化实践时间，因此这些在亚文化之外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出卖”[61]。跳东湖活动的商业化也意味着圈内外两种节奏的博弈，小轮车手希冀保存活动中的价值观和运动表现，不希望用商业性的公开表演占用他们的亚文化实践时间而背负“出卖”的骂名;而赞助商无疑想要借BMX的噱头盈利，增加品牌的曝光度。强弱节奏的博弈之后是不断增加的商演环节，使得小轮车圈的组织者每年需要“补办一场专门给车手的场次，为了避免影响合作场次的对外宣传，补办的场次都只限定在小范围内进行，结果招来他们对我制造‘真假跳东湖’的指责”[62]。第一次真假跳东湖的争议说明了小轮车亚文化圈对商业化“反节奏”的外在抵制与车手如何接受某种程度商业化的内在矛盾之间的紧张关系[63]。每年第二场的跳东湖所单独为小轮车手创造“自我的节奏”场域，体现出在小轮车核心群体的节奏选择中，他们在接受由商业化带来的公众接受度的同时，仍力求被其他车手认可具备“真实”的亚文化资本或者并非圈内文化的“出卖者”。事实上，“真实性”可以说是决定进入亚文化并成为判定亚文化内部层级高低的最重要的因素[64]。虽然活动发起人的初衷是在BMX和商业利益之间保持这种矛盾的平衡，但在当代节日空间中:“氛围或精神被卖给了节日观众，而他们的注意力又被卖给了广告商”[65]。
2.IP抢注后的真假“跳东湖”
2016年赞助商之一的某酒馆单方面抢注“跳东湖”IP之后，每年一次的小轮车圈跳湖活动失去了“跳东湖”的命名权，一度引发了小轮车圈核心群体的“节奏混乱”，矛盾的根源仍是BMX在跳东湖节日中的地位问题，小轮车圈发起人希望最大程度地尊重和保留BMX的成分而赞助商则希望让节日更加大众化。在新的“跳东湖”多节奏合奏中，BMX的节奏不断被弱化，而产品宣传和商业集市的嘉年华节奏愈加浓烈。欠缺对BMX文化的认同和辨识度，BMX跳东湖更多成为作秀的成分，车手小闫表示:“有一年好像还搞了两个速降的去跳吧。他就只能去找其他圈层可能不太了解BMX的。比如去找骑攀爬车的，就是跟我们这里完全不搭的一个车手骑着BMX去做一个show。”2021年华侨城地产商成了该活动的赞助商之一，这一违背跳东湖背后所分享的“每个人的东湖”理念的极具讽刺意味的行为更加触怒了小轮车圈，曾经是展现反抗地产资本的武汉小轮车“跳东湖”却被资本反噬为地方消费的文化符号[66]。
自IP抢注后的2017年起，在武汉小轮车核心群体的组织下新的“跳东湖”活动先后以东湖JUMP、东湖造浪等名称重新出现，仍是以商业活动的形式但是由小轮车圈组织并保留了BMX跳东湖的核心内容，两个跳东湖的格局也由此正式形成。IP抢注后小轮车圈的节奏反击体现出生活方式体育的核心和亚文化以及主流和商业方面的相互关联性，学界曾经认为的“主导产业掠夺和稀释亚文化风格的标准兼并模式”在本案例中并不成立，事实上，代表生活方式体育的两对矛盾关系被锁定在一种持续而不稳定的关系中并相互依赖。从这些角度来看，小轮车运动与商业产业的关系不仅仅是冲突(反对商业主义)、抵抗(驳斥商业主义)或拉拢(商业主义改变小轮车运动)，而是更微妙地表达出来[67]。IP抢注后的亚文化群体反击体现出生活方式体育参与者并不完全反对主流商业化，但他们更关注“商业化的动机是否长期致力于运动社区的发展”并把自己的价值观通过自己认同的商业主义形式创造出来[68]。
付:“酒馆的那个，fake，假的，就是他抢注了跳东湖三个字嘛。他的目的不是BMX跳湖，是一个商业集市。BMX跳湖只有那个的店长，很早之前和小强一块玩的，也是老一辈的，他们就跳两下意思一下。他们着重的是一个商业集市，不会把BMX跳湖放在重点。”
“跳东湖”IP的抢注一度扰乱了小轮车圈的节奏和谐，但这样的节奏对抗在妥协和恢复中回复了“亚稳定”的平衡状态。第二次的真假跳东湖的争议进一步强化了小轮车圈内部对亚文化圈“自我的节奏”真实性的判定以及内部层级结构的划分[69]。第二次真假跳东湖的区分标志着小轮车手在亚文化参与者和亚文化消费者之间的角色划分，Dupont将其视为“核心与消费者”文化二分法[70]。Dupont认为，通过实践一套在意识形态上不同、有时与主流文化相反的价值观，亚文化的“核心”群体因此可以赋予个体车手真实性的身份[71]。这也意味着来自核心群体的直接社会化让草根层面的小轮车参与者能够判定出哪个跳东湖才是真正“合法的”，而理解“每个人的东湖”以及华侨城的赞助为何极具讽刺意味，则代表着无法从任何人都可以掌握的表面含义转移到只有核心车手才能解码的更深层次的含义[72]。真假跳东湖的争议体现出车手以他们的消费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立局势来协商亚文化集体身份，并在这一过程中维护基于“每个人的东湖”理念的东湖空间的社会建构。
六、结论
本文通过武汉BMX跳东湖在填湖圈地、IP抢注两个节奏混乱的时间节点探讨了“每个人的东湖”空间集体建构的过程。“每个人的东湖”这一想象的空间在节奏对话中不断被建构，车手的亚文化身份不断强化，地方归属感在跳东湖活动中凝聚。首先，从小轮车跳东湖活动的诞生探讨了车手自我节奏与他者节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东湖空间下聚焦于作为自我节奏的小轮车运动，分析其超越身体局限，实现自我的节奏和自然节奏和谐共生的身体文化复兴价值。另一方面，在填湖圈地的节奏混乱时间节点提出生活方式体育的空间状态是介于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并在自我的节奏与他者的节奏互动中实现差异与共塑，分析想象的机制之下“每个人的东湖”集体空间初步形成的内在动力。
其次，真假“跳东湖”的节奏论争使小轮车手开始走出与商业化冲突、抵抗或拉拢的关系，通过自我赋权将商业化的动机致力于亚文化社群的发展，并把自己的价值观通过认同的商业主义形式创造出来。亚文化与商业性这两个过去彼此分离的领域，而今糅合在一起，在跳东湖的节日履历里，与其说小轮车手充当的是表演者的角色，不如说他们更像一群关注东湖的个人生活的记录者，他们将运动体验和地域的归属感情进行了挑选，以每年一次的跳湖活动完成节奏编织并向社会发布。私密节奏的公开表达在与主流话语形成竞争态势的同时，又彼此良性互补，有助于我们得到一个跳东湖活动的全景式展现，共同完成了“每个人的东湖”的空间建构。真假“跳东湖”的节奏论争体现出东湖空间的建构不仅可以传递文化与认同，对个体来说，空间的建构对于维持小轮车手自我节奏的同一性具有更深刻的作用与意义，它将过去、现在与未来中的自我节奏进行了有效的联结并建构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跳东湖所创造的“每个人的东湖”的集体空间是一个亚文化群体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通过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空间的延续性，“每个人的东湖”在过去定格，却又受制于当下，指引未来。
最后，跳东湖为所有生活方式体育参与者创造了一个超时空的、允许所有成员共同存在的在场节奏，“每个人的东湖”使成员在跳东湖中共享记忆，并且跟其他成员互动，共同想象其他成员的生活状态，共同建构出一个大致相同的不需要共同经历的公共空间。跳东湖创造了身体游戏和表演的空间，通过跳东湖仪式的操演对其所附带的精神价值完成认可，并通过文化的渗透性塑造着空间认知，经过社会沉淀的公共空间被不断激活和重塑，并在仪式的动态过程中生成意义并影响他人，仪式最终建构的是自我认同与归属，是一种共享的集体空间，这种共享的集体空间将每个人凝聚在东湖之上。
无论是发生在“自我的节奏”还是“他者的节奏”，“每个人的东湖”的空间建构也在变动的过程之中变化、发展、稳定。空间建构与节奏互动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其填充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并因此而成为支撑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回顾跳东湖所经历的两个时间节点，那就是节奏混乱的经历往往能够激发出精神能量，他们往往激发着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城市从节奏混乱中吸取教训，走向成熟，“每个人的东湖”是武汉地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即使时代不同，但这一空间会一直传承下去，将同一空间下不同的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基金项目:本文系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赛事与健康促进研究中心项目“青少年体育文化融合发展的国际经验与中国方案:以极限运动BMX小轮车为例”(项目编号:2023JD19)、杭州师范大学环波罗的海国家研究中心一般项目“跨文化视域下‘一带一路’与环波罗的海三国体育文化传播研究”(2023.03-2024.03)的阶段性成果]
丁一吟:杭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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