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袤富饶的关中平原，东起大荔、西至眉县的渭河南北两岸200多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400多个以山东人为主体（亦或纯粹是山东人）、完全保持着齐鲁地道习俗、沿用山东纯正方言的山东村落（当地人称“山东庄”），总人口达到30万，尤其以关中腹地的三原、泾阳、高陵、临潼、阎良、临渭、富平、蒲城、大荔九县区最为密集，在这些县区内形成了“山东庄”与本地村落交织相间、和谐共处的格局。那么，在关中大地缘何有如此众多的以山东人为主体的村落，耐人寻思。其实，这一切都源于清末民初的那场旷日持久、规模较大而又鲜为人知的山东移民迁徙关中的活动。本文试图就这一特定时空范围山东移民迁徙关中的有关问题做一简要探析。
一、山东移民迁徙关中的原因
清末民国时期山东移民迁徙关中，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迁出地、迁入地的实情及组织者有力推动三方互动的结果。
1.从迁入地关中的实情看，清末民国时期关中战乱不休、灾害迭生，交替肆虐，导致关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百业凋零，为山东移民大量迁徙关中，并在关中扎根落户、重建家园提供了包括耕地等重要生产资料在内的生存基础。自同治元年（1862）起至光绪6年（1880）的十余年间，陕西关中地区，始终是战乱不止、灾害不断，无有宁日。先是同治元年（1862）至光绪三年（1877）首先由关中东府的华县点燃并迅即燎原整个西北的回民起义（史称“回乱”），其中，同治七年（1868）以前的陕西境内回民起义，主要活动于关中东府的大荔、华县、渭南、富平、蒲城、临潼、三原一带。期间，先是汉回两族“寻仇互杀”，继而是清朝官军与回民义军对决厮杀，中间又伴有西捻军张宗禹部西入关中和清朝官军的搏杀较量，持续近10年之久，成为“继明末清初后陕西地区最大的一场浩劫”，而中心地带正是上述关中东部诸县区。
兵燹未止，天灾又来。就在关中回民起义被清剿，经济亟待复苏、民生亟待改善之际，不料，光绪二年至六年（1877-1880）又遭遇覆盖秦、晋、豫、冀、鲁五省并波及到苏、皖二省北部持续5年之久的旱灾，对尚未医治好战争创伤的关中而言，不啻是雪上加霜。时隔10年，光绪廿六至廿七年（1900-1901），关中又再次遭逢波及秦晋两省历时两年的旱灾劫难。嗣后，又有民国十八年（1929）波及秦晋两省被于右任先生慨叹为“近三百年来所仅有”的百年不遇的大旱。短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关中接连四次遭受兵燹、天灾的蹂躏和洗劫，不难想象，所给予关中经济社会、百姓生命财产的摧残之惨重。战乱、大灾过后，关中大地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哀鸿遍野，十室九空，人口锐减，田地荒废，狐狼出没，百业萧条，满目凄凉。对此，当时亲历者笔下及地方史志都留下了许多令人怵目惊心、不忍卒读的记载。“变乱以来，汉回人民死亡大半”，“（土地）荒瘠殊常”。“自道光丁未至光绪己卯，仅三十余年，而饥馑频仍，干戈迭起，生灵之灾难苦不堪言”，“至光绪三四年，三载不雨，六料不收，麦价贵至两串零，邑中设赈四十余处，而老弱转沟壑，壮者散四方，饿殍遍野，人自相食。且鼠虫过多，豺狼甚广，诚数百年不经见之奇灾也”。直到光绪五年（1879）“春，长安、咸宁、华阴等县多狼，三五成群，路人多有戒心。且鼠害尤甚，一猫贵至千钱”。民国十九年（1930）饥馑，致使“饿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渭北之大荔、蒲城、澄城、合阳、三原、泾阳等为最甚”，“田地荒芜，蓬蒿没胫”，“此种惨事，实近三百年所仅有也”。
战乱、大灾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关中人口锐减，田地荒废，仅同治回民起义及光绪初年旱灾，就使得陕西人口损失约710万。作为同期和随后山东移民主要落脚地的关中东府诸县在战乱、大灾过后更是人口骤减，如三原县减少了58％，朝邑县减少了60％，大荔县减少了67％，蒲城县减少了64％，高陵县减少了60％，富平县减少了638％。战乱、大灾造成的地旷人稀现象之严重，为山东移民迁徙关中进而生存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耕地资源。从移民后裔的追忆中也可得到充分印证。光绪廿四年（1898），山东高密县刘崇德移民陕西富平县东上官乡时，荒地很多，当地人告诉他说：“这些荒地，你想开多少就开多少。”“后来他把岳父一家还有姓刘的也从山东引来了，先后开荒200多亩地。”即便是购买土地，地价亦极便宜，宣统元年（1909）由山东昌邑县移民至阎良区谭家堡的李知经，次年（1910）写信告知家人说：“离谭家堡东西南北或三四里或十余里或二三十里，每亩不过三四两银。况离高陵地五十里，三原地七十里，渭南地八十里，蒲城地百里，三水（今旬邑县）地二百余里，其地价更有一二两银，且有几百钱者。”
2.从迁出地山东的省情看，清末民国时期，山东也是天灾人祸交加，导致民生极度困苦，饔飱无继，流离失所，迁徙外乡不失为纾困求生之一有效途径；同时，山东自清代以来人口剧增，地狭人众矛盾十分突出，无地或占地少于生存最底线的农民迁徙他乡谋生便成为其无奈之下的重要选项。清末民国时期，在举国积贫积弱、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灾害频降、民不聊生的背景下，山东也不可能置身局外成为一方世外桃源。这一时期，山东一如陕西一样，饱受天灾人祸蹂躏，尤其是天灾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例如，光绪二年至六年（1876-1880）持续5年的大旱，不独陕西是重灾区，同时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的灾情也并不比陕西轻，其中以丁丑年（1877）、戊寅年（1878）旱情最重，史称“丁戊奇荒”。其实，这场大旱从光绪元年(1875年)便拉开了序幕，前后持续达6年之久，被时人慨叹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至民国时期，山东景况并未见好转多少，兵祸、旱灾、蝗灾、水灾交替出现，间或伴有黄河泛滥，甚至叠加在一起。天灾人祸的反复肆虐，导致山东民众生计维艰，卖妻鬻子，流离失所，死者枕藉，据1876年12月11日《申报》报道：“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1877年4月16日《申报》报道：青州“大率一村内死者十分之一二，逃者十分之五六，病者十分之一二”。同年7月11日《申报》又报道：“妻妾姊妹贩鬻他方，故各村止有男而无女，所存者不过一二。”不言而喻，兵燹、大灾之后人烟稀少、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物产丰饶、灌溉方便、气候适宜等农耕条件又极优越的关中地区，便成为屡遭天灾人祸吞噬折磨的山东民众避难逃生的理想去处。
同时，山东自清代前期以来人口剧增，有限的耕地资源无法满足迅速膨胀的人口对耕地的需求，人众地狭矛盾十分突出，无地或占地少于生存最底线的农民迁徙他乡便成为其无奈之下的重要选项。研究表明:清代山东耕地面积一直在9000万亩到1亿亩之间徘徊，由于人口剧增，导致人均耕地面积骤减，由顺治十八年（1661）的834亩降到光绪十三年（1887）的334亩。而当时“每人四亩即可得生计”。换言之，人均4亩耕地是维持基本生计的最低线。显然，清末民国时期，山东耕地已不能满足人们最低的生存需求，迁徙耕地充裕的宽乡也就成了人们的重要选项。正如光绪十八年（1892）年由山东临淄迁入临潼的革命烈士许权中在追忆家史时说：迁陕前许家“仅有薄田二亩有半，兄弟三人（许父辈兄弟）守之，不足以养父母，遂议行陕西度日”。
3.为官关中东部多地的山东籍人士焦云龙的鼎力玉成，也是促成山东移民成功迁徙关中的重要因素。100多年前，秦鲁两地相距遥远，关山阻隔，信息不通，纵然彼此都已完全具备人口迁出及迁入条件，然而，如果缺乏熟知两地情况并积极促成移民之事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山东移民迁徙关中之事恐怕也难以变成现实。清末为官关中东部多地的鲁籍官员焦云龙恰恰扮演了这一重要角色。
焦云龙（1840-1901），字雨田，山东长山县（今山东省周村区）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历任陕西米脂、三原、咸宁、临潼、安康、富平等县知县，绥德、商州知州，潼关厅抚民同知，在陕为官28年。期间，焦云龙勤政爱民，清正廉明，所到之处，兴利除害，禁毒缉盗、劝课农桑，招民垦殖，赈灾救荒，办学育人，教化民众，不遗余力，民呼其为“焦青天”，被誉为“洁己爱民，近世罕见”。当他履职三原、咸宁、临潼、富平知县之际，正值当地遭逢同治战乱与“丁戊奇荒”之后不久，“渭北各县荒田弥目”。目睹此情此景，他不禁喟然长叹：“满目蓬蒿状惨然，堪怜沃壤变荒田。” 面对关中田地荒芜，人烟稀少，百业俱废，联想到原籍地狭人众，近年又频遭兵乱、大旱、河患、瘟疫等各种天灾人祸劫难，百姓生计竭蹶，流离四方，转死沟壑，苦不堪言的实情，便决计招徕原籍乡亲迁陕垦殖谋生。随后，即捎书带信动员乡亲来陕，光绪九年（1883）又借父亲去世回乡丁忧之机，亲自说服、动员和组织乡亲迁陕，并率先垂范，动员胞弟、舅父、岳父等亲属举家迁陕。于是，光绪十年（1884）有了第一批迁徙关中的山东移民。甫入关中的山东移民，或被安置于当地人的村落，更多的则是三五家、十数八家于空旷的原野自成村落。接着，原籍族人、宗亲、朋友闻讯纷纷来陕投亲靠友，在关中已经落户扎根有了些许家业的移民或去信或返回原籍接亲朋来关中定居于刚刚形成不久的村落，便有了一批又一批迁徙关中的山东移民，所谓“（山东）垦田之人络绎而来”。与此相吻合的是，在众多的山东移民迁出地以焦云龙祖籍淄博市及与淄博市相毗邻的潍坊市、济南市和莱芜市最为集中，而在山东移民迁入地也主要以焦云龙曾任职的临潼、三原、富平三县最为集中。这种基于地缘、亲缘、血缘特点的移民一直持续到上世纪40年代末，涉及山东28县市，人数达数万之众，导致山东移民村落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清末民国时期山东移民迁徙关中，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迁出地、迁入地的实情及组织者的有力推动三方互动的结果。从迁入地来说，素来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灌溉方便、物产丰饶、气候适宜农耕条件极为优越有“天府”美称的关中，历经清末民国时期长时段的兵燹、天灾、动荡等多重天灾人祸的蹂躏浩劫，呈现出人口稀少、田园废弃、满目疮痍、百业凋敝、残破不堪的景象，为接纳山东移民进而为其谋生创业提供了充足的耕地资源和其他物质资料；从迁出地来说，自清代以来已是人口大省的山东，地狭人众，人地矛盾十分突出，清末民国时期又饱受战乱、大旱、蝗灾、河患等各种天灾人祸的交替侵袭，经济萧条，民生虚弱，迁徙他乡逃荒求生，便不失为一种重要的选项，家喻户晓的山东移民“闯关东”的历史活剧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上演的，而迁徙关中只不过是鲜为人知的一个插曲而已。同时，来自鲁籍而履职关中诸县多年的循吏焦云龙的动员宣传、穿针引线与组织实施，不仅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中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且为山东移民最终在关中落户生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山东移民迁徙关中概况
自清末光绪十年（1884）开始到民国卅八年（1949）长达半个多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山东先后有28个县市、数万人口移往关中，和同时期其他山东人与河北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福建与广东人“下南洋”一样，都是中国近代移民史上的重要事件，围绕山东移民迁出及迁入关中的范围、迁徙路线及迁徙过程、关中山东村落形成及移民来陕后的生存状况等问题，显然不应漠视和永远处于被尘封的状态。
1.移民迁出、迁入地范围。上文曾及，山东长山县人焦云龙履职三原、咸宁、临潼、富平知县时，正值当地遭逢同治战乱与“丁戊奇荒”之后不久，“渭北各县荒田弥目”。面对关中地旷人稀，百业凋零的凄惨现状，联想到原籍地狭人众、近年又频遭战乱及多种自然灾害侵袭，百姓生计维艰，流离四方，苦不堪言的实际情况，便决计招徕原籍乡亲迁陕垦殖谋生，光绪十年（1884）遂有了第一批迁徙关中的山东移民。初始迁入关中的山东移民，主要落脚在焦云龙正任职及先后任职的临潼、三原、富平诸县，或被安置于当地人的村落，更多的则是三五家、十数八家在空旷的原野自成村落。接着，原籍族人、宗亲、朋友闻讯竞相来陕投亲靠友，在关中已经落户扎根的移民或去信或返回原籍接亲朋来关中定居于刚刚形成不久的村落。此后以山东长山县为中心，在涟漪效应的作用下，不断向其他周边各县辐射，有数十县、数万山东民众迁陕。一批又一批的山东移民迁徙关中，使山东移民村落数量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并因迁出地、迁入地的实情及大的时局变化的左右，出现了光绪、宣统年间及抗战时期山东移民迁徙关中的三次高潮。从迁入地来看，由于荒地渐被垦殖殆尽及其他原因，山东移民落脚地也由最初的焦云龙曾任职的临潼、三原、富平县渐次向周边的高陵、泾阳、渭南、蒲城、大荔等同样土旷人少而农耕条件优越的地方辐射，也最终形成移民迁出地波及山东数十县、移民迁入地则主要集中在关中东部的临潼（含阎良区）、三原、富平、高陵、泾阳、渭南、蒲城、大荔八县的格局。
2.移民迁徙路线与迁徙过程。山东移民大致分南北两线入陕，“南线是经过菏泽，穿越河南从潼关进入关中；北线则是从山西南境在永济过黄河进入渭北地区”。山东移民迁徙关中的过程，充满了艰难和辛酸。除了极少数富家奔着淘金致富的念想，赶着载有家眷及较为齐全的生活设施的马车，劳逸相间，昼行夜宿，一路驶向关中，未受多少苦外，绝大多数都属于占地极少又屡经战乱和各种天灾洗劫折磨生活无以为继的穷苦百姓。他们或独家或三五家结伴，男人手推装着简单炊具铺盖和稚子的木制独轮车，白天赶路，夜宿破旧庙宇、戏楼、屋檐下，小脚女人紧随其后，饿则沿门乞食，或肩挑简单生活用具与稚子的竹筐，历经40余日的奔波，才走完秦鲁间长达3000多里之遥的路程，在焦云龙曾任职的临潼、三原、富平县落脚。不少移民后裔在追忆父辈来陕的经历时都谈到了这一点，祖籍山东临淄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迁至阎良区并生于该地的渭华起义杰出领导人之一的许权中，在追忆其家迁徙关中的经过时说：“光绪十八年冬，先严推小车一辆，一边坐权中姊及先兄，一边煎饼鏊一具。先慈或拉或随，长途漫漫，乞食至陕。”民国廿三年（1934）陇海铁路连云港至西安段竣工通车后，来陕的部分移民改乘火车由鲁抵陕。
为了保障移民迁徙途中能够互相帮衬，顺利抵陕，最初在移民中要推选一个身强力壮、武艺高强、行侠仗义、热心公务的人做“客头”，负责路上的组织、涉外事务及抵陕后的联络、安置事宜。光绪九年（1883），焦云龙因其父去世回乡丁忧，在青州城内邂逅以教授拳术贩私盐为生又深孚众望的石永广，认为他是做“客头”的理想人选，于是便动员石去陕再由他说服组织其他人，并指定石任“总客头”，负责途中安全及抵陕后的联络、安置事宜。结果，石永广一家近10口和一批乡亲同行来陕。
3.关中“山东庄”的形成。移民在关中多集中定居，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山东庄。随着后来一批批移民的迁居，村落规模逐渐扩大，地方基层政府为便于管理，多从早来者中筛选一头脑灵活、办事公道、善于协调、热心公益的人做“客头”，负责一个聚居点、村庄的税收征缴、社会治安、民政管理、日常村务等。山东庄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地缘特点，多属同一原籍地的移民聚集成村。在命名上有着明显的移民特点，或以原籍县名、村名命名，如长山村、莱芜庄、淄川堡、兴旺庄；或以姓氏命名（最早到的立村者），如谭家村、刘家村；或与基督教有关，如福音村、奉真村；或寄托着美好愿望，如兴隆村、太平村、安乐村；或旨在弘扬移民团结合作、艰苦创业与相互帮扶的精神，如双合村、双义村、仁义村、义和村等。由于山东移民独立成村，加上人口众多、山东庄互通婚姻以及与原籍联系密切等因素，形成了现今关中平原400多个以山东人为主体（亦或纯粹是山东人）、完全保持着齐鲁地道习俗、沿用山东纯正方言的“山东庄”的奇特现象。
4.移民来陕后的生存状况。山东移民初到关中，境况十分困窘，住土窑、地窝、庙宇、戏楼、草房，通过垦荒，租种老户（先期来陕的移民）土地，或给老户扛长工，待稍有积蓄后盖房置地，然后又经过辛勤耕作，从事养殖、纺织、打铁、酿制香油，加工豆腐、粉条、挂面，编织草圈、烧制陶器等副业生产发家致富，其中有的竟发展为拥有大量田产、牛羊成群的殷实之家，如祖籍山东临朐清光绪十九年（1893）迁至阎良的刘氏兄弟，经过打拼，到解放前夕，其家已拥有“一百亩地，牛羊成群”的雄厚家业。然而，在时局动荡、战乱不断、天灾频发的民国时期，绝大部分山东移民的生活水平都只能维持在温饱状态。尤其是光绪廿六年（1900）及百年不遇的民国十八年（1929）大旱，使许多迁陕不久立足未稳的山东移民雪上加霜，生活再次跌入低谷。大灾面前，毫无抵抗能力的移民，又不得不卖儿鬻女，四处逃荒，颠沛流离，或返回原籍、或逃往“南山”（商洛）“北山”（宜君）、陕北富县以至甘肃正宁一带，有的几年后返回关中，有的不知所踪，有的滞留定居原地，不堪卒述。
三、山东移民迁徙关中的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山东移民迁徙关中，不仅是中国近代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中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迁陕的山东移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不屈不挠，以其特有的勤劳、拼搏和坚韧书写了一部奋发图强、艰苦创业、改天换地、可歌可泣的厚重而传奇的历史，同时对近代关中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有利于关中社会经济的复苏。迁徙关中的山东移民秉承了山东人忠厚朴实、敦礼守信、吃苦耐劳等优秀品质，依靠自己的双手，创业发展，重建家园，垦荒种地，“渭北荒田以次尽辟”。同时，移民在悉心经营种植业的基础上，又从事养殖禽畜、纺纱织布、打制铁器、烧制陶器、釀制香油、编织草圈、加工粉条挂面等各种副业生产，且有声有色，对满目荒凉、百业凋零的关中社会经济的复苏产生了积极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阎良区山东庄谭家村的纺织业蓬勃发展，拥有新式的铁织布机370余台，日消耗棉纱近2吨，雇佣员工300余人，能织出花色品种丰富的多种棉布，远销西北。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也使得村民经济收入和生活状况大为改观，富甲一方，该村至遂有“西北银行”之誉。尤令人赞叹的是，谭家村生产的棉布，除了零售、批发等渠道销售外，一部分定向卖给国民政府军需局，一部分通过地下党组织销往陕北边区，被国民政府与陕北边区政府被服厂制作成军服，供前线国军官兵及八路军将士服用，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事业。
2.促进了关中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为“万世宗师”孔孟的家乡，山东素来具有崇文重教的浓郁风气，迁陕的山东移民也将这一优良传统带到了关中。清末民国时期，不少山东庄都有教会办的学校，如光绪十七年（1891）三原县山东庄福音村教会办有崇真书院与美丽书院，后合并为崇美中学；蒲城县山东庄八福村也有教会办的学校；民国十二年（1923）阎良区关山镇山东移民创办兴旺小学，并首开吸收女子入学的先河。这些学校的兴办，不仅有益于提高山东移民的文化水平，而且通过接纳本地村民子弟入学接受现代科学教育，也促进了关中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3.推动了秦鲁两地饮食文化与生产技术的交流交融和创新发展。人的流动实质上是文化的流动，人口的迁移必然带来文化的迁移。秦鲁两地饮食文化及生产技术各具优势和特色，迁陕的山东移民与关中本地人彼此长期和睦相处，休戚与共，患难相济，一道生产生活，有益于双方饮食文化及生产技术的优势互补，极大地推动了秦鲁两地饮食文化、生产技术的交流交融和创新发展，也大大丰富了各自的饮食文化内涵与生产经验。另外，关中本地人痴迷的秦腔也颇受山东移民的钟爱，在山东庄盛行不衰，并诞生了一些功力深厚的秦腔表演艺术家，为推动秦腔艺术发展繁荣做出了独特贡献。
4.山东移民才俊辈出，在陕西乃至中国近代革命、科技、文化、教育发展及经济建设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宝贵贡献。清末民国时期，在迁居关中的山东移民中产生了一批在社会各方面卓有建树的精英才俊，例如，积极参加近现代革命运动的仁人志士，有参加辛亥革命的宁毅侯，参与领导渭华暴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的革命烈士许权中；学术研究方面造诣深厚的大师巨擘，有著名历史学家武伯纶、民族考古学家李仰松、中国水运史研究专家房仲甫等。这些享有全国范围知名度的革命志士与专家学者，通过他们的英勇斗争和勤奋著述，不仅对陕西乃至对中国近代革命、科技、文化、教育发展及经济建设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宝贵贡献。
此外，大量的山东移民迁徙落户关中，极大地改变了秦鲁两地人口与资源配置严重不均的现象，从长远角度看，对于两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刘树友 吴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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