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9日晚，青海大剧院。
第十三届FIRST青年电影展颁奖典礼后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即将上台宣布压轴大奖，但连他都不知道在“最佳影片”奖项已经颁发之后，自己手里握着一份怎样的荣誉，它对这个青年电影人之夜又意味着什么。
十分钟后，他与他的学生、中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一同登台，将“年度面孔荣誉”奖项授予自己的另一位学生、第六代导演娄烨。娄烨上台接过奖杯，与师兄田壮壮热烈拥抱，老人面带微笑地注视着二人。这一幕，让一直关注电影展的影迷激动不已。
多年前，在写给电影局的一封公开信里，田壮壮和娄烨都是被着重提到的名字。写这封信的人，正是眼前这位耄耋老者——第四代导演谢飞。
从红二代到第四代导演
谢飞家世显赫，父亲谢觉哉是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曾任新中国最高法院院长；母亲是106岁高龄的老红军王定国。1942年抗战期间，谢飞在红色根据地延安出生。此时父亲谢觉哉已经年逾五旬，是资历最深的红军战士之一，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一起被尊称为 “延安五老”。
戎马半生的老红军没有想到，儿子谢飞小小年纪就显示出过人的文艺天赋。
还在北京四中念书时，谢飞就喜欢上了戏剧和电影，曾男扮女装反串过校园话剧《蔡文姬》。但谢飞成为导演，却是始于一场外交风波引发的“意外”。
1960年，谢飞在自己的高中毕业志愿填报：第一志愿俄罗斯文学，第二志愿俄罗斯历史。“如果我当年去了，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俄语翻译家或作家。”适逢中苏交恶，谢飞接到通知说不用去了，这才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1965年，23岁的谢飞从电影学院毕业。正当这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打算在电影圈施展拳脚时，文革开始了。此后十年，不能拍电影的谢飞一边在电影学院执教，一边继续研究和琢磨电影，等待时机拍出自己的作品。
1976年，政治气氛所有缓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题材的电影被允许拍摄。苦等了十年之久的谢飞立刻找到导演系的郑洞天，一起合作了电影《火娃》和《向导》。然而在谢飞看来，这两部电影的内容与形式并不符合他的艺术追求：虚构的故事无法展现真实的社会，与他本人也没有情感联结。
八十年代，青年制片厂诞生，青年电影人开启了自己的电影语言探索之路。1980年初的一次创作会上，不同年龄的导演都拿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第三代导演谢晋导演、张俊祥等，令谢飞印象深刻。同一时期，吴贻弓的《巴山夜雨》（1980年）、郑洞天的《邻居》（1981年）和张暖忻的《沙鸥》（1981年）等作品问世，展现了青年导演在视听风格上敢于尝试的创新精神，宣告了中国电影“第四代”的登场。
也是在1980年，导演们自组小团体，取名“北海读书会”。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导演群体在立会誓词中写下：“1980年4月5日，时值清明，我们在北海聚会，相约发奋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为我们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莫道海角天涯远，但肯扬鞭有到时’。”谢飞回忆：“当时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让谢飞把这股劲儿使出来的是他在1981年执导的影片《我们的田野》。
文革期间，谢飞曾以教师的身份到农场“锻炼”七年。电影中有一个情节：北大荒插队男知青怒吼“我们都被社会抛弃了，谁关心过我们的前途”，让拥有相似经历的谢飞感同身受，于是他在这部以描绘五名知青思想情感为主题的作品中，注入了真情实感和对年青人应该重拾理想的期许。谢飞将之视为自己第一部真正的作品。
1986年，谢飞带着反思封建文化的电影《湘女萧萧》到欧美国家进行访学，开始认识到人性复杂的状态在影像作品中呈现的魅力。接下来的几年，他将作品的关注点放到“人”身上，接连拍出剖析人性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本命年》和《香魂女》，并分别斩获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银熊奖和金熊奖。
谢飞佳作频出之际，他之后的“第五代”导演也在冉冉升起，快速成熟。1992年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荣获第49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1993年田壮壮的《蓝风筝》荣获第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荣获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那个黄金时期，华语电影在世界影坛上大放异彩，风光无二。
谢某绝不再拍电影
90年代，探讨人性、呼唤理想主义的谢飞被作家张承志创作的一个民族风格浓郁的凄美的爱情故事打动，拍出诗意盎然的《黑骏马》。这部反映游牧民族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的对立，以及蒙古族向外生长过程中的矛盾的作品，成为谢飞的代表作之一。
进入21世纪，谢飞执导的西藏题材电影《益西卓玛》遇到了审查问题，半年中修改多次，仍未能获准公演。一向性情温和的谢飞急了，立誓“若中国的电影体制不改，谢某绝不再拍电影”。从那时起，谢飞再也没有执导一部作品。
谢飞认为，20岁到50岁是艺术家创作的黄金时间，50岁到70岁甚至更老是艺术教师的最佳时光。离开导演未知的谢飞开始将重心转向电影教育，参加各国各地的电影节审片、做评审。
2009年，谢飞担任首届“九分钟原创电影大赛”的评审团成员。2010年，担任第4届亚洲电影大奖评委会成员。2011年，担任第13届台北电影节“国际青年导演竞赛”的评审团成员；同年10月，担任第16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中韩大学生影展”的评委会主席……
谢飞一生中在电影学院执教三十余年，他称赞田壮壮是他最能干的学生，评价娄烨的片子里有独特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看完《鬼子来了》之后直言姜文是一个天才。
爱才惜才的谢飞一直用自己的力量为年轻导演执导的文艺片寻求出路。近十年来为多部小成本制作的国产电影担任监制，如口碑炸裂的《万箭穿心》、《野蛮生长》等。
但新世纪的电影环境已经改变，和青年导演同样经历过电影审查“折磨”的谢飞决定站出来，为电影人、为中国电影做更多事。
2012年12月15日，谢飞在微博发布《公开信》，直言“以电影分级制来取代行政审查，是我国电影事业发展面临的重要改革课题”。谢飞在公开信中提出相关法律尚不健全，应将现行行政管理式的审查改为法律制约、行政监督、行业自治自律的电影分级制，而不应该扼杀艺术思想探索。
在这封信中，谢飞历数了近年来受到禁止拍摄电影等行政处罚的“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田壮壮、吴文光、姜文、娄烨、贾樟柯、王小帅等人悉数在列。
2019年7月，作为FIRST青年电影展荣誉主席的谢飞从北京飞到西宁，出席第十三届FIRST青年电影展。他肯定了FIRST对于青年电影发展以及培养青年电影人的意义，同时再次提及“审查”这一敏感话题：“这里还会碰到很多矛盾，因为实际上和公演是两码事，公演必须要经过各种各样的审查，而且要技术审查完了才能公演。”
在谢飞看来，只放可以公演的电影就不叫“电影节”。多年来，他为FIRST影展的参展影片协调过很多次。提到对电影节未来的期许，他说：“政府应该积极支持，特别是青年人的影像，很多东西不应该受这些框框的限制。”
在当年的公开信中，谢飞引用了一代电影表演大师赵丹的临终之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这也正是他对于电影人自由表达地追求。
读琼瑶、听周杰伦的大学教授
谢飞用电脑非常早。1986年到美国访学时，他发现人们已经开始用电脑，于是1988年就从海外带了一台486台式机，用做文字处理。后来他学会了用手机上网，网络购物……近年来，谢飞常常一个人出国参加影展，预定机票、旅馆也不需要别人操心。老人不无得意地说：“带别的人我还得照顾他，我自己在网上全解决了。”
对新生事物的敏感，让谢飞对世界的变化有了更多的认识，而这与他多年的教师工作脱不了干系：“我接触的学生越来越小，00后都来了。这些孩子接受的环境跟你完全不一样，你完全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
多年前一位学生问他：“《大话西游》您喜欢吗？”谢飞直言：“什么玩意儿，那不就是一闹剧吗？”在他之前的观念里，闹剧没有价值。可后来谢飞发现，这部电影在大学生中成了经典，一天到晚都有人提，连台词都能背下来。他思考了一下：这部电影虽然属于通俗闹剧，但做得比较到位，里面有不少精彩的地方。
“我是一个老师，对年轻的孩子喜欢的东西我都要了解。”怀着这样的想法，谢飞读了琼瑶的《在水一方》，金庸的《鹿鼎记》，还尝试着听了几首周杰伦的歌。对于听着《我们的田野》、《一条大河》这样旋律优美的民族音乐长大的谢飞而言，开始听周杰伦的歌时也觉得莫名其妙：“吐字不清，哼哼唧唧在说什么，也没有曲调，我听三五遍也记不住一句旋律。”
直到有一天，谢飞六七岁的孙女跑到他面前唱《喜羊羊》。“没有调子，她竟然都能背下来。”谢飞认识到每代人耳濡目染的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不一样的，有的东西慢慢了解，就会发现它的好处，明白它为什么会流行。再听《青花瓷》、《听妈妈的话》的时候，谢飞开始感受到其中的民族性和向善的意愿。
史上最大牌影评人
从电影学院退休后，谢飞对于影视行业近的变化依旧保持敏锐地观察。在他看来，数字化时代的影像创作已经普及到全社会，仅仅使用传统的影视大学教育培养电影人才是不够的，天才不一定出身于专业院校，也可以靠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拍出令人惊艳的作品。
在电影的新纪元，中外很多成名已久的导演都表达对于胶片时代的怀念，认为网络视频是造成现今影像良莠不齐的原因，互联网会降低影像创作的专业门槛。谢飞与他们不同，对包括“网络大电影”在内的新生事物有着超高的接受度。
在他看来，传统影院已经不能一家独大，必然要伴随网络和融媒体共同发展。他以去年由Netfiix出品的《罗马》举例：“两年前你会看不起网大（注：网络大电影），认为它不是电影。《罗马》不是电影吗？它就是为网络而生的电影。”
谢飞的与时俱进还体现在了他是豆瓣和微博的资深用户上。2014年，他注册了豆瓣账号，开始在上面分享自己的影评和观感。
写影评日记是谢飞从高中就保持的一种学习方法，开始主要是用来记录自己看过什么电影，强迫自己看完后要想一想，并且落实到文字上。教书的时候，谢飞曾用ipad写过一年影评，有次学生帮他做系统升级时把文档全部弄丢了，让他着实有些恼火。
后来谢飞发现豆瓣这个平台既能记录还能交流，于是坚持在豆瓣上发布影评，被网友称作“史上最大牌影评人”。在豆瓣上，像谢飞这个年纪和地位的老导演没有人会发声。但谢飞很享受通过网络表达对作品的看法，也很享受看到不同的意见。这与电影人不互相评价彼此作品的“潜规则”大相径庭。
“过去觉得，如果你是个创作者，就不要公开评论别人的作品，原因是这些评论会伤到人家。我（现在）觉得这不一定正确。我希望整个电影界的人士一定要以诚相待，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谢飞看来，影评界能做得好，对创作也是很好地促进。
评价电影在谢飞看来是一个相对主观的事情。他说他只分享当下的真情实感，至少保证发出来的内容是真实的反映。“他们觉得你有病啊，这个好这个坏，人家都骂你。我说我是个老师，我不怕骂。”他的前同事、原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评价谢飞：“在他文静的外表下，是一颗激情澎湃的心。”
人生不全是这些玩意儿
和同龄人相比，玩得转微博豆瓣，会用自拍和抖音记录生活的谢飞无疑是思维超前的。他经常和老同学交流，发现他们很少接触这些新鲜事物，一天到晚就是回忆过去，还有怎样安度晚年。他觉得这也挺正常，既想工作，又能养老，还能获得愉悦，就需要自己抓住和创造机会。
“这是观念，对人活着的人生观要想得比较科学全面，你就能跟得上时代。”抛开名导和电影学院教授的身份，77岁的谢飞只是一位的可爱老人。面对镜头，他坦言：“虽然我教电影、当导演，我从来没有说过电影是我的唯一。”电影之于谢飞是一个工作手段和表达手段，它有价值，但并不是那么伟大，“人生不全是这些玩意儿。”
近20年来，谢飞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整理父亲谢觉哉和母亲王定国的家书和日记等历史资料上。72岁才开始阅读父亲著述、尝试读懂父亲的他调侃自己是“不孝子孙”，但他觉得尽孝这件事情“晚做胜于不做”。
2014年，他轮替哥哥谢飘搬到母亲家住，从而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老人。谢飞认为结婚、生子、送老人是人生重要的三件大事，而送老人除了让他们身体健康，少受病痛的折磨外，他还想帮父母把这一生中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母亲王定国在1994年出过一本自传。谢飞最近考虑把它整理、再版：“这也是对老人最好的送行和纪念。”
年逾古稀的谢飞认为人生的责任和幸福既来源于工作，也来源于家庭，有些妇女一辈子没干什么职业，但她养育了很多孩子，支持了丈夫，她也是很伟大的，也会很幸福。“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只把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想得很伟大。”
“人生不全是这些玩意儿”，也是谢飞经常“吐槽”学生的一句话。学生对谢飞说：我这辈子就爱电影，我要为它活着。谢飞就笑他们：“你有病啊，为它活着干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