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寰球银行主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概念。[1]在提出初期，此概念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也未能引发政策界的深入讨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如担心中国会不会掉入长期社会不平等、增长乏力、发展止步不前等问题逐渐成了国内外研究热点。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很容易被这个概念的逻辑陷阱所误导，对国家未来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其实，任何一个严谨的经济学者经过客观研究，都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严肃的概念。中国肯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时间而已。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横轴：1960年人均GDP水平与美国之比的对数，竖轴：2008年人均GDP水平与美国之比的对数
数据来源：寰球银行(World
Bank)2012年发表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正如拙作《美国的焦虑》一书所言，美国作为只此超级大国的焦虑，主要在于如何应对群体性崛起大国的挑战，而中国作为最有代表性的崛起大国，焦虑主要在于如何维持中高增长，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3]因此，多年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在2007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寰球银行报告中，并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重点深入阐释。此后，鲜有研究报告对这一提法作出公认、统一的定义，背后也缺乏综合、严谨的理论论证。按寰球银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这一概念的语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许多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将会进入经济停滞期，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社会动荡等现象，最终永远徘徊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之外。[4]深究这个概念，存在的“逻辑陷阱”非常之多。
一是“统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国民收入（GNI）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GNI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精神状态与发展全貌。从联合国公布的各国国民幸福指数排名看，被视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排名显著高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不丹多年来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却被公认为“全球最幸福国家”之一。皮尤中心2014年的调查显示，在高收入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未来表示乐观的国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在像智利、孟加拉、巴西、越南、中国等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国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玛蒂亚·森、罗伯特·巴罗等盛名经济学家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统计现象，没有经济学理论中的方法论支撑，是一个相当片面的概念。[5]
二是“对照陷阱”。“中等收入”的标准往往是在与美国、美元的对照中得出的。比如，按美国经济学家胡永泰教授的说法，各国人均GDP为美国水平55%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20％-55%的为“中等收入国家”，小于20%的为“低收入国家”。[6]收入多少则按2015年可比美元计算，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7]这样的对照方法明显是站在美国的角度评判寰球发展，带有“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中国、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人均国民收入均已超过1.3万美元，早已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见，“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多少带有“美国中心主义”式的傲慢与偏见色彩。
三是“历史陷阱”。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局限在二战后到21世纪初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多数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处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初级阶段与发展探索期，难免会有不少国家走一些弯路。过早对这些国家盖棺定论，认定其会永远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恐怕为时尚早。能否尽快跨过“中等收入”这道坎，关键在于能否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而且，成为高收入国家也并不代表未来发展就能高枕无忧，目前日本等高收入国家已经陷入了低增长的困境。有的欧洲高收入国家还因财政困局而陷入国家破产的境地，面临沦为“第三寰球国家”的风险。因此应该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陷阱”是永远存在的概念。而永远许多时候代表着虚无。[8]
四是“人口陷阱”。后发的、人口体量较少的国家很难获得经济独立，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而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全球人口总数达到了74亿，其中27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拥有全球75%以上的人口量。除去这27个国家，其余经济体的平均人口数只有850万，相当于中国许多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人口相对较少的经济体，尤其是后发的、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受到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抑制、冲击就会相对较大，甚至很难做经济自主，必须依赖国外，有时国家存续都存在问题。1950年全球只有84个国家或地区，1970年也只有143个，现在则有200多个。这说明寰球上多数经济体的续存时间尚且相对短暂，在全球经济体竞争激烈的常态下，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发国家中小经济体案例，天生就是小概率事件。[9]像中国、印度、巴西等人口体量较大的国家，只要政策得当，社会稳定，国内市场消费能力得以培育，持续增长则是大概率事件。从这个角度看，不能在人口规模不同的国家之间对等地比较经济现象。
作为人口占全球近20%、2016年GDP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约16%的巨型经济体，中国的发展以及所伴随人均国民收入的上升过程，不只是受到全球经济体系的制约，也会正向地改变全球经济结构和标准制定。比如，一些非洲国家因中国的投资与发展而发生命运的改变。对现在的中国来说，如何构建有利于可持续增长的国内外环境，才是更有意义的讨论话题。所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需要放在全球视野来看，才可见其全貌，更应以平常心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当然，平常心看待增长陷阱，不意味要掉以轻心。到底，二战后有过连续50年以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5%以上的国家总共只有五个，分别是中国（6.7%）、博茨瓦纳（6.0%）、新加坡（5.6%）、韩国（5.5%）和赤道几内亚（5.5%）。[10]中国既要为过往的增长成绩而感到自豪，也要为未来能否继续增长而放长心态，不必过于焦虑，但也不必过于无视。到底，对于这个高难度的任务，中国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从长计议，转换发展动力，才能经受实现长期发展目标的考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许多经济体“增长陷阱”变得更加突出，深层化发展的动力更是贫乏。2016年后，发展状况更是严峻。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增长陷阱”，性质堪称全球经济的“新增长陷阱”。[11]造成“新增长陷阱”的原因主要来自“输入型”经济风险，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强国制裁、战争等国际因素，而非像过去那样仅仅聚焦在内部原因。
当下的“新增长陷阱”源于2008年。西方经济体无节制地“印钞救市”，占了全球货币发行量九成，给国际资产价格带来巨大的泡沫，也导致了全球实体经济通缩恶果。经过深层化发展，可以发现，当下全球“负利率”、西方“零增长”、各国金融市场频敏波动、汇率震荡、大宗商品长期低迷等全球经济系统性问题[12]，乃至难民潮、恐怖袭击频发等非传统安全层面的“次生灾害”，都源于2008年。2015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当年的全球增速预期为3.1%。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已被调低至2.9%，2017年的预期略有复苏，但寰球经济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即使相比于2008-2014年平均增速，全球经济也没有提升到当时的3.26%水平。
对此，二十国集团（G20）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在2014年11月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G20峰会上，G20国家确立了全球增长目标，即在2018年底“使全球经济总量比’现有预期轨道’基础上更多增加2%”。测算可知，要完成这一目标，需要让全球经济在2015-2018年平均增速达到3.2%以上。现在看来，这一目标恐怕面临落空。可见，全球的诸多病灶如果不解决，很难让人看到走出“新增长陷阱”的希望。这主要来自于五个问题：
一是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长期增长动力不足等难题。目前，中国人的年龄中位数为36岁，而发达经济体却已超过43岁。这就意味着发达经济体不得不面临社保与医保的负担过高、财政赤字、创新能力下降等普遍社会难题。
二是全球财富分配不公“新鸿沟”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恶果。在《21世纪资本论》中，法国盛名经济学家皮凯蒂指出，资本投资的长期年均收益率大大高于劳动报酬的长期年均增长率，导致存量社会财富出现日益扩大。穷人越来越多，会使得社会消费动力不足，依靠社会消费而出现经济新增长很难实现。
三是全球技术创新“中梗阻”使得新兴经济体无法完全享受到平等知识产权与创新的新成果。目前，知识产权为代表的创新获利权产生巨额暴利，发达经济体垄断了暴利，进而通过各种垄断性技术扼制了新技术创新，最终使得创新乏力，无法带动全球经济新一轮增长。[13]
四是全球强势货币“风暴潮”使得天量热线“全球漫游”，潜力危害巨大，甚至会引起下一轮的“金融海啸”。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中等规模经济体，在一夜之间失去几乎一代人的财富。目前，游资像是“风暴潮”，一旦袭来，后果难以想象。[14]
五是地缘政治风险“正反馈”难题，导致了难民潮与恐怖主义等对经济造成伤害的非传统因素。当今寰球面临地缘政治风险日益上升，“互反馈”迅速放大，危害到各个经济体的旅游、生产以及各类消费，对各个经济都形成巨大的新增长瓶颈，每个经济体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应对。[15]面对五大难题，只有找到合作应对的新框架，全球经济才能共同跨越“增长陷阱”。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能否保持长时期的持续增长，进而实现国家发展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非所谓的“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目前，要让人们解除对“中等收入陷阱”过于焦虑以及一些认知误区，就必须从历史进程与国际比较角度看清超势。一方面，当今的高收入经济体来说，它们同样面临的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局面。有一些高收入经济体将来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共同应对“增长陷阱”是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要务，无论发展中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都需要认识这一点。中国目前越来越重视全球治理，有责任为全球经济找到一些可供借鉴、可参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015年11月召开的G20土耳其安塔利亚领导人峰会，在全球发展理念上（如绿色、开放、包容等）与中国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实施措施上与中国所提倡的方法相当吻合（如要有长期规划、讲求创新等），堪称中国“十三五规划”国际版。2016年，中国杭州G20峰会使全球经济合作走出“增长陷阱”多一些可能性。一些来自中国“十三五”规划与国际经济相对接，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不同以往的活力与动力。
一是中国正在通过参与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机制，进行全球性的协调，展示“合作共赢”的未来预期，提升各个国家的增长潜能。中国推动建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发展银行等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建立了联通全球的自贸区网络，为各国合作发展创造出新空间。中国通过打造一个又一个一带一路的“样板间”，让寰球经济看到新的希望。
二是中国通过让创新要素在全球配置、鼓励在新技术推广中创新商业模式等方式构建全球创新体系，进而促进全球范围内新的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在这些创新驱动下，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新的动力逐渐出现。
三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开始塑造开放型经济体系。“一带一路”旨在国力提升以后分享国际公共产品，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产能合作，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这些方式方法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动力所在。
四是中国通过强调规划的落实性，为治理模式提供根本方法论。再好的计划，也要靠执行。在气候变化、经济增长、减贫、社会稳定等发展议题上，中国的确为全寰球各大经济体树立了表率与榜样作用。
当今寰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实际上很好地描述了当下发展的道路。要想跨越“增长陷阱”，任何国家都需要考虑全球因素。目前的“新增长陷阱”的大环境，只有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全球经济才能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在新的框架下找到合作实现增长的“较大公约数”，让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经济体才能找到可持续增长之路。增加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是保证中国增长的“战略机遇期”延续性的必需手段，也是保证全球经济火车头持续拉动力的必然途径。
大力转变发展方式，走绿色工业化之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绿色金融，是绿色工业化之路的很好体现。具体而言，绿色金融通过信贷、债券、基金、保险等工具和政策，将资金引导到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项目中。运用如贴息、担保等方式，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和融资可获得性，抑制污染性项目的投资。目前，中国的绿色金融已经对绿色投资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截止至2016年初，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8.08万亿元，贷款所支持项目预计可节约标准煤2.21亿吨，节约水7.56亿吨，减排二氧化碳当量5.5亿吨、二氧化硫484.96万吨。银行业以外的金融部门，也以多种创新方式促进绿色投资形成。中国仅花了两三年时间就发展成了全球较大的绿色债券市场。
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打造寰球制造强国。近年来，中国一直把振兴实体经济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放在重要位置，从出台“中国制造2025”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表现出中国要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这一历史机遇的决心。近年来，中国的产业链向着高端化的方向加速迈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中国企业正在或有望走到寰球前列。预计在2025年，我国将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寰球制造强国建设，无疑将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坚不可摧的经济基础和产业根基。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拉美国家在其城镇化进程中，因为政府公共职能缺失，导致了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落后的工业无法提供充分的岗位，贫民数量不断增加，出现了大量的贫民窟，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同时，官员腐败问题也激发了民众不满情绪，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18]相比之下，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有序、扎实地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优化城镇布局，发展生态文明，提供充足就业岗位，提高城镇化质量。大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19]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城乡居民衣、食、住、行水平，并且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承诺到2020年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的反腐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极大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社会和谐稳定程度进一步提高。[20]
上述三大举措，足以保证中国不会重蹈拉美国家覆辙，不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中国还采取了一系列科学措施，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把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并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构建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贯彻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科学的经济建设思想指导下，中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向着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21]
内生增长动力不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这一指引下，我国政府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在转变政府职能和提高政府效能上做文章，营造有利于企业自主经营、消费者自主选择的公平环境。为了激发市场活力，我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加大国企的改革力度[22]，去除落后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加快了企业的转型升级。积极稳妥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民营企业大发展、快发展，推动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引导金融企业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23]
这些举措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显著优化了我国的经济结构。2017年一季度，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5%，高于第二产业17.8个百分点，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7.2%，比上年同期加快了2.2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科技行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10.3%，增速明显快于传统行业。这充分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国内市场，发展质量快速提高；中国正在从原来依靠国际市场向全球较大内需市场转变，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火车头。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用好用足创新这个引领发展的首要动力。寰球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经历了初始阶段的高速发展后，经济无法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逐渐失去动力，从而陷于停滞。我国高度重视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通过技术引进吸收、增加科研投入、加大人才培养等方式多管齐下，不断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涌现了一大批国际领先的重大成果。比如，“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国际上率先成功实现了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直接把此前的百公里级寰球纪录提高了一个数量级，确立了我国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深空深海探测、新材料、超级计算机、第三代核电技术、国产大飞机等一大批国家重要科研课题都取得了突出进展，并按照国际标准建立一批重点实验室。2016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突破133万件，连续六年位居寰球首要。今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深刻阐述了创新驱动战略对我国发展的重大意义。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深入实施以及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推进，我国将迎来新一轮黄金发展期，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
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发达地区的溢出效应不断增强。拥有广袤的国土和统一的大市场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但也要看到，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就是我国实现协调发展的主要抓手。
根据“十三五”规划建议，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是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实现差别化和多样化的发展。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需要在更大的区域内破除行政壁垒，解决面临的问题，形成区域发展的合力。对于京津冀协同战略来说，重点是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优化空间格局和实现三地错位发展。长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重心，也是沟通我国东西部的交通大动脉。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将会构建沿江绿色生态走廊和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合理布局沿江产业，更好的发挥东部发达地区的溢出效应，带动中西部更加均衡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主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我国更好的参与国际分工，加快企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合理布局。假以时日，三大战略的实施一定会产生更大范围内的合纵连横，发挥出更大的协同叠加效应，形成更多经济增长点、城市群以及全新、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自从寰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就进入了“新常态”。在释放了大量流动性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仍无法实现实质性的复苏。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七国集团、国际货币组织、寰球银行等国际机构，在目前的全球治理中也越来越难以发挥领导作用。正是由于西方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化存在先天缺陷，近年来，逆全球化的情形不时出现，英国脱欧谈判正式开始以及特朗普上台后实行的新保守主义政策，都是这种情况的反应。
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持续上升，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动力。尤其是以2016年9月中国杭州G20领导人峰会举办为标志，寰球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中国为全球治理提出的方案和主张。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全球化；中国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寰球银行的份额改革和治理机制改革，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完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变以往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中国积极参与上合组织、亚信论坛、中非论坛、中阿论坛，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实现寰球更均衡发展。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中所指出，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寰球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寰球的经济发展也会更加均衡，最终帮助更多国家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当然，尽管“中等收入陷阱”是被勾勒、被统计出来的，对其过度焦虑完全没有必要，但我们仍然要长期关心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难题。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仅是新兴经济体，发达经济体也面临经济长期低迷的困境。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随后发生严重的经济泡沫，并在90年代泡沫破裂，实体经济陷入通缩陷阱，人民收入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可谓掉入了“高等收入陷阱”。非洲一些贫穷国家，也出现人均收入长期不增长的“低等收入陷阱”。国家发展什么时候都会面临障碍与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舆论，无非是提醒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不可以掉以轻心。到底，这一难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及到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两大目标。
